張居正變法失敗

    萬曆皇帝十歲登基，張居正被推舉為國師，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高權重，極盡榮寵。

他抓住了變革的契機——

對內，清丈田畝、改革稅制、疏濬黃河，並實施考成法與一條鞭法，為國舉才，為國聚財，讓原本岌岌可危、民不聊生的國家迎上國富民強的全新面貌。

對外，他重修長城，啟用戚繼光與李成梁兩員驍勇善戰的大將固守邊防，恩威並施，鬆緊兼具，徹底解除了長久以來的北方外患，維繫了國家的長治久安。

大明王朝因他的變法，不僅成爲了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並多延續了七十六年的國祚。

明代思想家李贄說他是【宰相之傑】，史學家王世貞稱他是【救急宰相】。

梁啟超將張居正與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和王安石同列，並認為他是【明代唯一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美學家朱東潤則譽張居正是【一個受時代陶熔而同時又陶熔了一個時代的人物】。

而黃仁宇稱他是【智慧的象徵】，更悲歎在萬曆十年後，【世間已無張居正】。

張居正被冤的身後，不僅有支援改革者辯誣，當年力圖推倒他的反對派也不顧個人恩怨，絡繹不絕為之鳴冤，哀嘆世上已無張居正！這在中國改革史上聞所未聞。

    北宋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張居正都改寫了當朝的歷史，在後世卻受到毀譽不一的評價。王安石在從12世紀到19世紀的700年間，大都被人指責和抨擊，《宋史》把王安石變法視為北宋禍亂之由。張居正身後家族的命運要比王安石悲慘，萬曆十年6月20日張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彈劾，次年種種顯赫官銜和榮譽統統撤銷，家産籍沒，兄弟、次子被流放，家人被圍困餓死十多人，長子以血書鳴冤，憤而自盡。

    從張居正家破人亡這一點來説，比王安石要不幸；若從身後的聲名來説，王安石被誣700年，而張居正死後不足40年即被昭雪，崇禎年間全面平反。《明史》盛讚張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當張居正被誣之際，皇帝一聲令下，對張居正群起而攻的局勢一度非常嚴峻。但就在抄家的當年，刑部尚書潘季馴、戶部尚書王遴相繼上疏追述張居正功不可沒，雖然遭受貶抑，但為張居正鳴冤叫屈者仍不絕於耳。當朝大儒李贄稱張居正為“宰相之傑”；有的為他立碑稱之為“社稷之勳”；有的刊刻遺集，自行出版；有的撫文追思，愴然淚下。

    令人玩味的是，為他平反的不僅有他的支援者，還有被他打擊和與他結怨的反對派，而且還不止一兩個人，是一批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Derrick Hsu 的相片。

柯P在台北市政府的改革，不由得讓人想起了張居正，希望台灣人和台北市民，別再讓張居正的悲劇重演。

Derrick Hsu

張居正變法失敗（摘錄柏楊中國人史綱）

張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負責任而又有遠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榮華富貴為滿足，他雄心勃勃，企圖對政府的腐敗作一改革。但他沒有公孫鞅當時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聲望，更沒有觸及到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過像一個只鋸箭桿的外科醫生一樣，只對外在的已廢弛了的紀律，加以整飭。


主要的措施在於加強行政效率，下級官員必須對中央命令徹底執行，不能敷衍了事。張居正屢次調查戶口、測量耕田、整理賦稅，使負擔過多的窮人減少負擔，使逃稅的「鄉紳」納稅。又大舉裁減不必要的官員，縮小若干機關的編制。最有成績的是，張居正任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任用抗倭名將戚繼光守禦北方邊疆。

當戚繼光調任薊遼兵團司令官（薊遼總兵）時，准許他率領一手訓練的擊敗倭寇的浙江部隊。到任後的某一天，舉行閱兵，忽然大雨傾盆，邊防軍竟一哄而散，只有浙江部隊因沒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動，邊防軍大吃一驚，從此他們才知道什麼是軍紀軍令。這件事說明邊防軍的腐敗（現在我們可以了解萬里長城所以抵擋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張居正所以進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們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是反對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紀（十六），正是大黑暗時代，對改革的反對當然更加強烈。張居正所作的這種外科醫生的手術，嚴格地說還談不到改革（更談不到高一級的變法了），只不過稍為認真辦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對，卻同樣可怕。一是喪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如被裁減的人員，被增加田賦的「鄉紳」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習慣性的反對，儒書上「利不十，不變法」，已成為阻止改革的藉口。不幸的是，張居正又因為父親亡故的守喪問題，觸犯了儒家的禮教。

張居正的父親於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禮教的規定，作兒子的必須辭去官職，回到故鄉守喪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權下令徵召守喪中的兒子繼續供職。皇帝朱翊鈞倒是下令徵召張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員的喧嘩，一種是衛道之士，他們認為縱然有皇帝的徵召，但儒家正統思想不能違犯，不守父母三年之喪，跟禽獸沒有兩樣。另一種是銳進之士，希望張居正馬上退出政治舞臺，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這場爭執雖沒有大禮議事件那麼死傷狼藉，但也熱鬧了一陣。使張居正的仇人佈滿天下。

張居正當權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鈞已二十歲，蛇蠍性格隨著他年齡的成長而大量顯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時對他生活管教過嚴的宦官馮保和在他幼年時對他讀書要求過嚴的張居正。

朱詡鈞十歲時，就經常拷打身邊的宦官和宮女，把這些可憐無助的人拷打到死。馮保向李太后報告，李太后就責罵朱翊鈞，有時候還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兇暴，可能有被罷黜的後果。至於張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師，往往在朱翊鈞早睡正甜時，強迫他起床讀書。在他讀錯字時，又聲色俱厲地糾正他。

朱翊鈞在張居正死後親政，立即向他們採取報復行動，任命馮保的死敵張減當司禮太監，把馮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著宣佈張居正的罪狀，下令抄沒他的家產。張居正是荊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員在諂媚奉承宰相之家十餘年後，為了表示對新當權派的忠貞和對「罪犯」的深惡痛絕，還沒有得到正式命令，一聽到風聲，就派兵把張居正家團團圍住，門戶加鎖，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員張誠到達時，已有十餘人活活餓死。

張居正的失敗是註定的，當時的社會背景絕不允許他成功。他失敗後，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漸化為烏有。一切恢復原狀，黃河照舊氾濫，戚繼光被逐，邊防軍腐敗如故，守舊的士大夫、鄉紳、宦官，一個個額手稱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