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人間煉獄 XXV ( 紐約時報專文轉載)：中國傳染病預警系統為何失靈 China Created a Fail-Safe System to Track Contagions. It Failed.

复盤新冠疫情：中國傳染病預警系統為何失靈

SARS之後，中國建立了傳染病上報系統，旨在快速、全面地上報早期病例。但在武漢去年12月出現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時，這個系統在地方衛生官員的干預下失靈了。

STEVEN LEE MYERS

預警系統已經就位。 在2002年暴發的SARS疫情造成重大損失後 ，中國建立了一個傳染病上報系統，官員說該系統是世界級的：快速、全面，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不怕有人從中作梗。

醫院可以將患者的詳細信息輸入電腦，並立即通知北京的政府衛生部門，那裡的工作人員接受過培訓，可以在傳染病傳播之前發現並控制疫情。

但系統沒有起作用。 中央衛生部門最初不是從報告系統得知疫情，而是在一些不知名的吹哨人在網上洩露了兩份內部文件之後才知曉。 即使在北京介入之後，地方官員仍然對病例的確認制定了很苛刻的標準，沒有上報有助於揭示病毒人傳人的信息。 醫院被要求只統計與疫情源頭海鮮市場有關聯的病人。醫生在向上級報告之前，還必須得到官員確認。 隨著美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狼狽應對冠狀病毒大流行， 中國現在把自己描繪成榜樣 ，稱自己將一場迅猛的疫情控製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已經開始解除目前世界各地對生活施加的種種繁重限制。 這種勝利的敘事掩蓋了早期病例上報的失誤，正是這種失誤浪費了中國抑制疫情的時間，直到暴發為一場大流行。 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 ，如果在1月中旬提前一周採取積極行動，本可以使感染人數減少三分之二，該研究的作者包括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一名專家。 另一項研究發現 ，如果中國早三週採取行動控制疫情，就可能預防該國95%的病例。 “（我）後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去年12月發現病例的武漢中心醫院醫生艾芬在接受一家中國雜誌採訪時說。 “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倒回來該多好。”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試圖迅速走出早期的失敗，並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終結疫情的努力上。中國政府因其最初的錯誤受到了廣泛的譴責，這現在成了特朗普總統的主要話題。 中央領導層將責任集中在地方官員身上，包括他們對警告他人病毒風險的醫生進行訓誡。中央迅速將兩名衛生官員以及湖北省和省會武漢的黨委書記撤職。 如今，對醫生、醫學專家和官員的採訪、洩露的政府文件，以及中國媒體的調查，都揭示了政府的嚴重過失：一個旨在保護醫療專業知識和感染報告不受政治干預的系統，是如何屈從於乾預的。 當早期預警系統失靈時，其他人試圖填補信息的空白。醫學界找到其他非正式的方式來提醒他人，比如在互聯網上公佈政府指令和醫院報告。在疫情暴發初期，中國媒體罕見地大幅提高了透明度，做了大量工作來揭露問題，但審查機構關閉了這個窗口。 政府承諾要修復疾病監測系統暴露出的缺陷 ，但它在SARS之後也曾做出類似承諾。現在，新一輪修復醫療體系的行動，也可能在政治等級制度下步履維艱，導致專家——醫生，甚至公共衛生官員——不願與地方領導人較量。在中國，政治往往最終凌駕於為防信息流動受干擾而製定的保障措施之上。 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12名醫學專家在一份關於該流行病的研究報告中說，最初幾週的失敗“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進而加大了後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 “平時防患於未然，才能防大患於未至。” 長江從武漢穿城而過，使其成為一處交通樞紐，也成了病毒暴發的潛在跳板。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做最壞的打算 去年，衛生官員顯得很有信心，認為中國再也不會遭遇SARS那樣的危機。 7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了一次傳染病暴發演習，據中心稱是自2002年和2003年SARS暴發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展示了自SARS病毒導致數百人死亡、給中國造成巨大創傷後政府取得的巨大進步。 超過8200名官員參加了在線演練，其重點是一名從國外來的發熱旅客引起體溫監測儀報警，從而觸發尋找其他旅客的行動。官員們迅速測試他們能多快、多有效地追踪、識別和控制病毒，包括通知北京。 “誰知道下一個會是什麼？ ” 據該中心介紹 ，參與設計該演習的疾病控制中心高級官員馮子健說。 “敵人在進化，”馮子健說，“我們的應對能力也要不斷改進。” 中國防禦體系的核心是國家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該項目始於2004年，旨在防止SARS疫情的重演。當時，緩慢、不完整的上報，加上地方領導人不願分享壞消息，導致政府應對的延誤。 使用這個系統，北京的衛生官員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來自醫院或地方疾病控制中心的報告，如果有醫生診斷出霍亂、肺結核，乃至難以確診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等會令人擔憂的感染，官員在幾小時內就可以發現警報信號。 “SARS來不來，SARS的'兄弟姐妹'來不來，我們管不了，但我很有信心地說，'SARS事件'不會有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去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 “這得益於我國傳染病監測網絡建設得很好。” 這樣的自誇並不是空談。 當中國和其他國家暴發禽流感時，該系統是有幫助的。 2013年，當局注意到一種可能致命的H7N9禽流感病毒，要求在確診後兩小時內提交報告。 去年11月，國家疾病控制中心提醒公眾注意在人口稀少的內蒙古暴發的肺鼠疫，當時只出現了兩起病例。 自武漢暴發疫情以來，一些醫生表示，他們不確定如何報告早期病例，它們不屬於標準的傳染病之列。但是，當病人對常規治療沒有反應時，對缺乏了解的傳染病仍然可以被記錄為“未知病原的肺炎”，或不明原因的肺炎。 中國衛生部門多年來反复提醒醫院注意此類異常情況。 “很多傳染病在不知道病原的情況下，往往會表現為不明原因的肺炎，”退休官員楊功煥說。 “這是在疫情處於萌芽狀態時捕捉它的方法。” 衛生當局定期召開會議，培訓疾病控制官員發現和調查原因不明和難以治療的肺炎病例；最近一次是去年10月在上海 。 他們檢查了醫院和當地的疾病控制中心，試圖確保他們報告了所有列出的疾病，國家衛健委要求絕對遵守 。儘管實施情況參差不齊，但醫生們報告了幾例不同尋常的肺炎感染，促使調查人員追查病因。 12月初，湖北當地疾控中心召集了來自全省各地的官員以強調該系統的重要性。 中心副主任黃希寶告訴他們 ，要確保到2020年湖北“傳染病信息綜合質量全國第一”。 “嚴重的多” 有乾咳、高燒和無力症狀的患者蹣跚入院求醫，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是最早注意到這些令人不安的特徵的醫生之一。 CT通常顯示肺部嚴重受損。 “莫名其妙高燒，”根據中國的《人物》雜誌的採訪，艾芬談到12月16日出現的一名病人時說 。 “一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一下。” 到12月底，武漢當地的疾控中心接到了醫生憂心忡忡的電話，提到這些奇怪刁鑽的肺炎病例，病例似乎有許多出自華南海鮮市場。 一家醫院有七例 ，另一家有三例， 還有一家也是三例 。 該市收治傳染病的主要機構金銀潭醫院的資深醫生黃超林警告說：“這些患者可能有傳染性，收治在綜合醫院存在安全隱患。” 根據醫療系統官方報紙《健康報》的報導 ，他在12月27日接診了另一家醫院的七名患者。 醫生理論上可以直接報告這種情況，但是中國醫院也要服從於中共官僚。久而久之，對於棘手的傳染病的匯報，醫院往往會聽從當地衛生部門的話，顯然是為了避免讓當地的領導人措手不及和難堪。 這種順從在平常可能無關緊要。但現在，這讓武漢官員控制和歪曲有關該病毒信息的突破口。 上個月由身份不明的吹哨人洩露到網上的一份官方內部報告稱，截至12月30日，該市地方疾控部門已錄入25宗此類病例。這份簡報是武漢市首次試圖了解病例的分佈廣度，列出了自12月12日起的患者信息。 “當地衛生行政部門顯然決定不使用上報系統，”研究中國政策的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說。 “顯然他們試圖要在省內解決問題。” 疾控中心病毒學家邵一鳴在接受中國的《財新》雜誌採訪時說 ，武漢市的領導人似乎以為 ，這種暴發會像短暫而局部的禽流感一樣被撲滅。 邵一鳴說：“這種思維慣性可能造成了一些判斷上的失誤，使我們喪失了儘早採取圍堵策略、告知公眾應自我防護的機會。” 謠言和洩露的文件開始在網上傳播後，疫情的消息開始傳到北京的國家疾控中心。後者刻意迴避在公告中說是得到了武漢的通知，而是指出它已經“了解”了疫情。當地官員則迴避回答他們何時以何種方式告知北京。 洩露的文件是武漢市的兩個內部政府指令，於12月30日發佈在網上 ，發布者可能是憂心的醫務人員。該標記為“緊急”的指令命令醫院向市衛健委發送有關神秘肺炎病例的信息 ， 完善對患者的治療並避免醫院內的感染。同時，醫生在社交媒體上的私人聊天群中提醒同事注意疫情，導致了當局的訓誡。 根據曾為國家疾控中心辯解的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華生所說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發現了網上傳播的信息並拉響了警報。高福拒絕回答問題。該中心命令專家組趕赴武漢，第一批專家在第二天早晨抵達。 疾控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說 ：“'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 ，讓每一個中國疾控中心應急人員的神經繃了起來。” 國家衛健委的官員說 ，他們命令武漢在12月31日對該疫情發布第一份正式聲明。當天，政府還通知了世界衛生組織北京辦事處 。 最初的一些病例最終於1月3日輸入了原本用於早期預警的系統，而這對於早期預警來說已經太遲了。 嚴苛 的標準 中央政府介入後，當地官員表面上歡迎北京派來的專家組。官員稱這不是什麼嚴重的傳染。 “他們說（患者）病情比較輕，跟季節性肺炎差不多，幾百個密切接觸者沒有一個發病的，”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 ，1月9日訪問武漢的中國流行病學專家曾光說。 “說得很輕鬆。” 在幕後，武漢官員加緊限制疫情暴發中統計的感染數量，為醫生提交病歷製造了障礙。 根據武漢市中心醫院的一份洩露報告的描述，1月上旬當地官員告訴醫生，病例必須由官僚監督機構確認，最重要的是要有省市衛生部門的確認。 洩露報告說，武漢市某區疾控中心官員在1月3日告訴醫院負責傳染病例上報的醫生：“對於此類特殊傳染病，等上級通知後再上報。” 根據一份診斷指南的副本 ，從1月3日開始，武漢市衛健委為正式計入疫情的確診病例制定了嚴苛的標準，該指南可能是由醫護人員洩露給中國媒體的。規定稱，只有在患者去過該市場或與另一名患者有密切接觸，才可以計入。這排除了越來越多的與市場沒有明確關聯的類似病例。 在1月上旬的大部分時間裡，當地官員堅稱沒有新增確診感染，儘管武漢的醫生和來訪的專家懷疑危險的人際傳播正在蔓延。 “我經歷過SARS，我感覺這次疫情早期跟SARS時有著驚人相似之處，”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教授李立明對一家中國報紙說 。 “都是一開始沒有一個快速的系統去響應。” 在前往武漢並從他以前的學生那裡聽說情況後，曾參與識別SARS的疾病專家鐘南山也對武漢官方的樂觀態度存有懷疑。 他和其他專家於1月19日完成了對武漢的評估，確信該病毒已經具備可怕的威力，並在北京的會議上向高級官員傳達了他們的警報 。 “專家組所有人都反映說，事態嚴峻，”專家組成員之一的香港大學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對《財新》雜誌說 。 “一定要立刻採取防控措施。” 在數周無新增病例報告後，武漢市政府於1月18日公佈了四例新病例 ， 接下來的一天17例 ， 再接下來是136例 。 四天后，武漢被封鎖以控制病毒傳播。 在那時，冠狀病毒已經導致26人死亡，800多人患病。截至週日，全世界有超過67萬例病例 ；超過 3.1萬人死亡。 Amber Wang、Claire Fu、Lin Qiqing和Paul Mozur對本文有研究和報導貢獻。 Steven Lee Myers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他自1989年加入時報，曾在莫斯科、巴格達和華盛頓多地進行報導。他著有《新沙皇：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崛起和統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一書。歡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關注他。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點擊查看本文英文版。 China Created a Fail-Safe System to Track Contagions. It Failed. After SARS, Chinese health officials built an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ing system to evade political meddling. But when the coronavirus emerged, so did fears of upsetting Beijing. The alarm system was ready. Scarred by the SARS epidemic that erupted in 2002, China had created an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ing system that officials said was world-class: fast, thorough and, just as important, immune from meddling. Hospitals could input patients’ details into a computer and instantly notify government health authorities in Beijing, where officers are trained to spot and smother contagious outbreaks before they spread. It didn’t work. After doctors in Wuhan began treating clusters of patients stricken with a mysterious pneumonia in December, the reporting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automatic. Instead, hospitals deferred to local health officials who, over a political aversion to sharing bad news, withheld information about cases from the national reporting system — keeping Beijing in the dark and delaying the response. The central health authorities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outbreak not from the reporting system but after unknown whistle-blowers leaked two internal documents 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