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幸福感為何下滑？
中國天則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王軍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權利，也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驅動力。不斷改善和提升公眾的幸福感應該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衡量一個社會和諧穩定的關鍵尺碼。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成就舉世矚目，目前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中華民族再一次的復興似乎正向我們走來。依照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的觀點，中華民族上一次執世界之牛耳應該是幾百年前的明朝，那時中國的綜合實力達到了世界之巔。
三周前，美國學者發佈的研究報告讓人們再一次反思中國過去3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得失。由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 Easterlin）領銜發表的論文，《中國的生活滿意度：1990-2010》（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指出在過去20年裏，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滿意度呈急劇下滑的趨勢。也就是說，多數人2010年的幸福感還不及1990年時的情況。這與同期中國經濟的高歌猛進形成了強烈反差。
這篇論文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雜誌上，文章充滿了大量的資料分析。它印證了多數中國人的感受：儘管這20年中國的GDP增加了很多，但幸福感並未得到什麼提升，反而下降了。
作為“幸福經濟學”的鼻祖和奠基人，伊斯特林1974年曾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即一國的經濟增長未必會換來生活滿意度的改善，這一主張後來被廣泛稱為“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許多人相信，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們生活的富裕程度也會提高。經濟增長得越快，人們就越幸福，但事實並非如此。伊斯特林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雖然飛快，卻“絲毫沒有跡象顯示人們的生活滿意度也在增長”。迄今，來自世界各國的經驗資料都顯示，上述悖論具有頑強的適用性和強大的解釋力，來自中國的新鮮證據無非是為“伊斯特林命題”的正確性提供再一次的佐證而已。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龐大的人口規模，恐怕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適合檢測這一假說的有效性，於是，現在的佐證變得更有說服力了。
對中國過去20年幸福感不升反降的一個簡單解釋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增加了，但中國原有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建設的步伐。舊的廢了新的未立，再加上體制上的痼疾，導致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許多人的工作和收入不再像以前一樣有保證，尤其是“老有所養”和“病有所醫”尚難以落實，讓人們活得有尊嚴更多的還只是一句口號。這些亟待解決的頑症都因社會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所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報告就曾測算，中國社會發展比經濟發展落後至少15年。
有關幸福感的研究非常複雜，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幸福的感知和衡量既受絕對因素的影響，但更受主觀和相對因素的左右。對此，中國古人早就一語道破，如《論語》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之說。患，苦也。這句話揭示出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更多的是來自主觀方面的感知，強調了分配不均和生活不安定對生活滿意度的負面影響，這也恰是造成當今中國國民幸福感大幅減退的主要原因。
收入分配本身屬於一種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的後果，但如果分配不均尤其是缺乏公平則極易導致政治不安和社會動盪。除去收入分配等經濟因素以外，導致中國人不快樂的原因還有社會方面的因素，而且這些因素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入學難，看病難、看病貴等社會問題都是導致生活滿意度下降和不幸福的具體表像。由於政府在提供這些基本公共物品方面的投入不足，欠賬過多，使得一些社會群體無法獲取這些基本社會服務。在中國許多偏遠地區的低收入人群中，患了疾病尤其重病的人很難得到有效醫治。除去缺乏醫療保險付不起醫藥費之外，醫療資源的可獲得性也大成問題，因為醫術高超的醫師和先進的醫療設備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而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
儘管目前中國社會各階層人群的收入水準較20年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普通百姓對官員特權與腐敗行為的不滿情緒卻在增加, 對富人的“羡慕嫉妒恨”也在不斷積聚，仇官、仇富的社會心理鬱結加之個人對美好生活預期的落空都讓這些人充滿了挫折感。如果我們撇開這些主觀因素，那麼，社會保障制度在確保和提升百姓生活滿意度方面的重要性就變得十分凸顯了。借用伊斯特林的話來說便是，單純的經濟增長不會帶來幸福感，社會保障的安全感才會真正帶來滿意度。“無論是對中國政界還是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客們來說，中國的現實對誰都是一個教訓。對於普通的中國人，特別是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收入水準卻很低的那些人來說，工作和收入的穩定，個人能夠負擔得起的醫療體系以及幼有所長老有所養才是決定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決定性因素。”
一般而言，公眾對於因效率導致的不均大都能夠理解和容忍，這好比百米賽跑只能有一個冠軍一樣。當前中國公眾的不滿情緒主要集中在由於程式不公和不透明導致的結果不公平上，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的比賽註定會導致公眾的不滿和憤怒。由於程式不公通常伴隨著特權和腐敗，因此，公眾的不滿還與這些腐蝕社會公正的現象有關。依照主流政治哲學的觀點，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要維持社會正義，政府的良治至少應該體現在矯正程式不公，同時通過一些調節工具如稅收來抑制效率導致的收入不均，從而改善公眾的主觀感知上。這也是減少社會緊張情緒，改進公民生活滿意度的根本之策。
由於目前中國社會尚未建立起讓普通人感到安全的社會屏障，缺少一種有效的社會分攤機制，因此，普通百姓不得不自行應對自己的生老病死，這種擔憂直接降低了人們的幸福程度。從宏觀層面看，當前中國百姓不敢花錢的心理非常普遍，這導致了消費不足。畢竟，需要花錢的場合太多了，生老病死的隱憂以及為孩子繳納購房款等等，都使得普遍百姓不敢消費，難以輕鬆，無法快樂。由於儲蓄率過高和消費不足都不利於經濟增長，因此，如果社會安全網不能建立，政府旨在刺激消費提振經濟增長的努力恐怕僅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策。另外，相當一部分人把中國人愛儲蓄的習慣歸結于節儉的美德，其實這不過是問題的表面，真正的原因應該是百姓不敢消費所致，與美德似乎關係不大。
顯然，一個誠惶誠恐，人人自危的社會註定不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更不可奢談什麼幸福和民族振興。從長期來看，生活滿意度的持續下降還將侵蝕社會凝聚力，減少社會資本，這或許是對一個社會機體最致命的衝擊了。不同於我們熟悉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衡量的是一個由文化和傳統所規定的特質，社會風氣如誠信等都屬社會資本的核心內容。依社會學大師派特南（R. Putnam）的分析邏輯，社會資本不僅有助於促進公眾的自發性合作與協調，改善社會行動與提升社會凝聚力，而且還可增進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形而下地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動力。社會資本的下降不僅使社會凝聚力大打折扣，危害社會穩定，而且還會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陷入各種發展怪圈。損耗和降低社會資本的不良力量包括爾虞我詐、腐敗以及包括收入在內各種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等等。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許多國家的治國理念，也寫進一些國家的憲法之中，但要實現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談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則人心歸向，上下團結；政通人和，則政事通達，人心和順。欲消除公眾的不滿情緒，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須建立一個公平的法治社會，這既是政府當前的迫切任務，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不二選擇。如此不懈努力不僅能舒緩社會壓力，減輕社會矛盾和衝突，而且還可改善和提升公眾的生活滿意度，增加社會資本存量，為社會良性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和永續的動力，這也才是民族振興的真正之源。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bo.liu@ftchinese.com）
Richard A. Easterlin (born 1926, Ridgefield Park, New Jersey)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e i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Easterlin is also a former Guggenheim Fellow, and past president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Easterlin is in particular known for his 1974 article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 Easterlin paradox which he stated there, namely that,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happiness at a national level does not increase with wealth once basic needs are fulfilled. He is also known for the Easterlin hypothesis, which states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fertility is dependent on relative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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