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很平常的清潔 守法等實務 是很重要的
十月下旬，英國牛津大學的腸道感染專家史提芬．貝克（Stephen Baker）公開指出：對貧窮國家的人民，基因組醫學至今還沒有帶來預期的福利。他的團隊在越南與胡志明市熱帶疾病醫院合作，他以親身見聞發表評論，絕非人云亦云。
貝克的工作是整合實驗室研究與臨床醫學的需求。十年前，他參與的一個研究計畫，有了初步成果—完成傷寒菌（一種沙門桿菌）基因組的定序。當時還引起媒體的 注意，因為傷寒是開發中國家常見的腸道疾病，每年感染者數以千萬計。傷寒菌會破壞小腸壁，造成發燒、頭痛等症狀，並無明顯特徵；要是不加治療，死亡率超過 十分之一，甚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計痊癒者有百分之五是帶原者，他們的糞便會汙染食物、水源，擴散疾病。在美國，廿世紀最初幾十年，傷寒也是公衛人員頭痛的 問題。
十年後，回顧當年的新聞報導，貝克不得不承認，當年的樂觀期望過於天真。傷寒菌基因組的資訊的確帶來了新知識，但是治療、篩檢、預防這個疾病的實務，沒有因而改善。傷寒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成為越來越令人擔憂的公衛威脅。
貝克認為這是因為生物醫學大國不再受傷寒之類的「傳統疾病」困擾，缺乏誘因與動機做相關的研究。此外，習慣在資源豐富的實驗室裡做研究的科學家，無法想像臨床實務情境，即使發明了新奇的技術，也可能派不上用場。
貝克以愛滋病的生物醫學做對照組：由於愛滋病是已開發國家的切膚之痛，能夠動員龐大的政治資源投入經費，才能在一九九○年代中期扭轉感染率，提升病人的存活期與生活品質。
可是貝克並沒有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許多知識都能協助我們對抗感染疾病，關於病原與病人的基因組的知識，未必最重要、最有效、或者最經濟。例如最近幾百 年人類的頭號殺手肺結核，號稱死神的頭領；一八八二年細菌學之父科霍才分離出它的病原—結核桿菌。然而揪出病原並不保證找到治療方法，即使是科霍也不成， 他開發的疫苗無效。
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才分別在美國、瑞典、德國問世。可是在西歐，結核病的死亡人數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開始下降了。在缺乏特效藥的時代， 篩檢、隔離病人就足以明顯地促進公眾健康。一九九三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肺結核再度成為全球公衛威脅；估計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感染了結核菌，二○○九年因而 死亡一百七十萬人。一九九八年，結核菌的基因組定序完畢，仍沒有促成新奇有效的防治手段。
其實貝克不只是指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這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醫療資源、研究資源、健康願景的全球分布極端不平等。他提醒了我們，催生基因組醫學的人類 基因組計畫，從它一九八○年代中在美國逐漸成形，一九九○年開始執行，二○○三年完成，一直以美好的健康願景做為要求政府投入鉅資的口實。在生物醫學大 國，這個願景依舊是空中樓閣。愛滋病的例子，並不能證明生物醫學或基因組醫學的威力，因為改變行為（例如使用保險套）便足以降低感染風險。
在不平等的世界中，人心到底還是能夠改變命運的。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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