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駱惠寧想做許家屯也難
週六北京宣布中共駐港最高官員換帥。並無港澳工作經驗的原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接替為官生涯中大部分與香港有關的王志民，任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主任。
英國的《金融時報》說，“駱惠寧的任命標誌著首次任何沒有香港直接經驗的人都可以被任命為中共駐香港的最高職位。”
香港的《南華早報》說，他是“首位有著豐富地方事務經驗的官員”擔任這一職位。
但中共黨史學者高文謙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中說，其實中共任命駱惠寧的這種做法並非首例。早在36年前中共就任命了完全沒有香港直接經驗、地方事務經驗豐富的中共官員擔任駐港最高職務，他就是前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高文謙說，許、駱有很高的可比性：
許家屯當年67，駱惠寧現年65
他們都是從省黨委書記位上退下的已屆退休年齡的官員：許家屯當年67歲，駱惠寧現年65歲。1983年，許家屯在中英就香港主權回歸展開談判的關鍵時刻，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社長；現在，駱惠寧在香港因反送中條例爆發的抗議運動持續了7個多月的危機時刻被突然換將上任。但為什麼是現在？
“香港亂局已持續半年多，北京急於想要翻篇，營造一個'新年新氣象'的局面，所以新年伊始就換馬，”高文謙如此解讀。
高文謙是《晚年周恩來》的作者，曾在中共體制內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
被駱惠寧替換的是前主任王志民，他在香港經歷了持續7個多月的抗議運動，以及導致香港建制派慘敗的區議員選舉。
《紐約時報》報導，王志民雖然與香港商界、政界精英有數十年密切合作，但“他未能預料到去年春天修改《逃犯條例》的提案會引發廣泛的、迅速高漲的敵意，讓他在香港和北京招致廣泛批評。”
不過高文謙認為，王志民是替罪羊，是為中共背黑鍋的。“除了中聯辦外，北京在香港有多條收集情報的渠道，比如國安、軍方、統戰部等系統都有眼線。應該說，誤判形勢的不只是王志民，也包括北京最高當局，結果掉進中共信息控制、自我循環放大的坑里，自食其果，讓王背黑鍋。”
習近平選他有兩個原因
與許家屯曾任富裕的沿海省份黨委書記不同，駱惠寧任職黨委書記的兩個省都較貧困——青海省和山西省。而在他的為官生涯裡既做過所謂江系、也做過所謂團派人馬的下屬。高文謙說，習近平挑選他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駱儘管毫無港澳和外事工作的經歷，也不會粵語和英語（只短期進修過），但共產黨的傳統歷來是外行領導內行，而駱的派系色彩不強，與黨內各派都有交集，可以說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人選。另外，駱惠寧為政有些政治手腕，主政山西時處理當地的塌方式腐敗大案，又盡可能地保持了山西官場的穩定，得到中央肯定。而這一點，正是現在負責香港事務亟需做到的。”
但高文謙同時認為，對駱惠寧的任命卻是一個匆忙且不成熟的決定。
“駱惠寧本來已經退居二線，剛從山西省委書記的位子上轉任人大財經委，屁股還沒坐熱，又被任命為中聯辦主任。這說明駱並不是早已考慮成熟的人選，而是黨內各方博弈的結果，是在匆忙之中決定的，否則不會讓他在人大隻呆了兩個星期，就又有新的任命。其中緣由，可能是中聯辦人選難產，因為香港問題是個燙土豆，沒有人願意趟渾水；或許中聯辦主任又是兵家必爭之位，黨內各派相執不下，最後駱勝出。習近平選中他，我想看中的是他政治上的忠誠，希望他能穩住局勢，同時清理大陸權貴集團在港勢力。”
高文謙表示，對駱惠寧的任命恰似36年前許家屯被派往香港。1983年7月1日，許家屯走馬上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當時正值英國同意考慮將整個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中英雙方開始就具體實質性問題進行會談之際。
開啟官場第二春？
“駱惠寧退居二線又重新出山這一點與許家屯很像。當年許本來已內定從江蘇省人大主任的位子上退下來，結果陰差陽錯，又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兼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後來許在香港幹得風生水起，得到人們的好評，開啟官場第二春，”高文謙說。
1983年曾慧燕在香港《快報》任採訪中英談判全過程的特派記者。她告訴美國之音，許家屯上任後打破了新華社一向不接觸民眾的神秘感，廣交香港各界朋友，還邀請了香港大學學生會的請願代表到新華社見面，“他們是來遞交請願書的，對當時的時局提出跟中共不同的意見，而且要求跟他見面討論，許家屯打破了以前的做法，見了他們，也聽了他們反對的聲音，而且回答了提問，當時他就在見面時公開講，中共允許香港將來存在不同的政見，右派可以繼續活動，也可以出版報紙刊物，甚至可以批評中共。”
說許家屯“風生水起”，很大程度上指他以中共官員少有的開明姿態去做香港包括民主派、反共人士等各界人士在內的統戰工作，配合中共在談判桌上與英國就主權回歸進行的談判。此外，他還在中英雙方僵持不下的一些問題上為中共高層出謀劃策，有些意見直達總書記、政治局常委，甚至鄧小平本人。
他可能是個過渡人物
“駱惠寧能像許家屯一樣開啟第二春嗎？”高文謙問道。“我看很難，他可能只是個過渡人物。原因在於兩人面臨的形勢完全不同。許家屯當年是乘改革開放的東風，順勢而上，有空間可以施展拳腳。而駱則完全是逆勢而行， 手腳被捆住，迴旋餘地十分有限，”高文謙自答。
高文謙認為，根本原因在於“習近平上台後開歷史倒車，逆人心而動，以強勢應對內政外交，凡事逞強鬥狠，結果在香港問題上踢到鐵板上，現在進退失據，收不了場。”
最終拍板的是習近平，而習近平處境兩難。高文謙說：“他既不敢像鄧小平'六四'鎮壓那樣對香港悍然屠城，害怕弄翻共產黨這艘百孔千瘡的大船，又不願意放棄一黨之私，兌現對香港民眾普選的承諾，擔心這會被指為敗家子、共產黨的罪人。”
《金融時報》週二也有類似分析。報導說，對駱惠寧的任命“可能會加快香港各方面的改革時間表，從國家安全法到經濟和教育體系。而這樣的推動會將他置於與香港民主派和擔心民權不斷減少的示威者的衝突之中。”
誰能擺平就支持誰
駱惠寧的命運掌握在中共慣用的實用主義手中。高文謙認為，在中共歷史上，領導人處理危機多采取“誰擺平就支持誰”的做法。
“香港問題現在成為習近平最大的心病，誰能把亂局給擺平，誰就是功臣，否則還會被撤換掉。這就好像鄧小平在天安門學潮時，誰能平息，他就支持誰，平息不了，就成了替罪羊。毛在文革天下大亂時也是一樣，最後犧牲中央文革的“小三”——王力、關鋒、戚本禹，結束亂局。問題是習近平對香港的既定方針絕不會改變，而半年多暴力鎮壓的做法又盡失香港民心。駱惠寧被畫地為牢，想擺平亂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上任伊始，駱惠寧在一個記者會上發表了5分鐘講話。如英國衛報報導，他“釋出了一個和解的調子，稱香港為中國的開放和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他也引用了習近平的話，“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
高文謙認為，“應該說，駱本人很清楚這一點，上任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網上視頻顯示，他在首次見媒體講話時腿微微打顫，內心之緊張由此可見一斑。他最多只能表面上說些軟話，比如沒有提止暴制亂，'真心希望香港好' ，但駱惠寧骨子裡還是要堅決執行北京的既定方針，動用警察暴力毫不手軟，新年時照樣把香港人往死裡打就是證明。 ”
駱惠寧應學許家屯
曾慧燕說，許家屯在香港工作的成功之處在於敢於解放思想，“他經過調查研究發現，擁護主權回歸的香港人並不像原來北京估計的是大多數，所以他提出了要重新認識香港的問題。”
“許家屯的經驗對駱惠寧同樣適用，”曾慧燕說。“我感到駱惠寧也有重新認識香港的工作，這也是他的當務之急，只有這樣才能作出比較好的決策、對症下壓。我想他有沒有作為就要看他能否正視香港年輕人參與反送中運動的根源。他要下點功夫廣聽民意，要各種聲音都聽。”
不過高文謙的結論是：“駱惠寧時運不濟，想做許家屯也難。”
（1990年4月末，同情、支持學潮的許家屯在鄧小平下令武力鎮壓天安門抗議、在黨內外展開清洗後出走美國。2016年6月29日，許家屯以百歲高齡辭世於洛杉磯家中。）
-----
世道人生：從許家屯到駱惠寧 - 李怡
中聯辦主任換人，坊間已有許多評論與揣測。但有些經驗與觀察，似乎還沒有人提到。
新任的駱惠寧較被免職的王志民歲數大，已經65歲，屆退休年齡。剛從省委書記的職位退下，幾天前才被任命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的退休前閒職。可見新職是倉促受命，也可以說是臨危受命的。儘管他見傳媒時說對香港並不陌生，但實際上他從來沒有涉足香港工作。
以這樣的級別、年齡和經驗接任中共在香港第一把手，歷史上也有過極為相似的一次，就是1983年許家屯派來香港任新華社社長，實際職位就是與現在的中聯辦主任相同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許調來香港時是67歲，也是剛從省委書記的任上退下，並剛獲退休前的閒職，只不過還沒有履新，就倉促調港。許與駱的資歷和級別都較原任者高，而且也都對香港缺乏認識，沒有涉港工作經驗。
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中，講到他被任命前後的一些事，可以作為這次中聯辦新任命的參照。
許在1983年春節，曾在蘇州接待過鄧小平。他原來只被安排與鄧小平談話20分鐘，但結果談了兩個多小時，顯然極合鄧的心意。兩個月後，他獲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當面通知，要他到香港接受一個艱巨的使命，就是告訴他香港主權將在1997年轉移，要他到香港主持這個重大變遷前的過渡期工作。
許家屯在北京，都由胡耀邦、胡啟立、楊尚昆、習仲勳等最高層級會見及交帶工作。香港工委的頂頭上司是港澳辦主任廖承志，但習仲勳對許家屯說：「廖承志很少向中央匯報，他壟斷港澳情況。」胡啟立要求許家屯到香港後，三個月內，向中央作一個較完整的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這說明從港澳工委到港澳辦，形成一個權力結構中的封閉系統，中央高層並不能從他們的匯報中了解到香港的真實情況，又或者只得到中央想聽的意見。
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還向許家屯講到港澳工作有「一左二窄」的毛病。許到香港工作，果然受到香港工委小圈子暗地抵制，而傳統工委的社會接觸則主要是六七暴動時的香港左派，從中取得社會資訊。
這次中聯辦的高層變動，與許家屯當年調港有相似之處。突然由一個超齡的、高級別的、與香港沒有聯繫的幹部來接任港澳工委書記，說明香港工作會有一個重大的改變，只不過1983年是準備主權轉移的被動改變，這次是中共掌香港大權後的主動改變。這次中國處理香港反送中顯得手足無措，我們會認為是中共極權主義本質的缺陷，但中共會認為是施政方向無效的技術問題，需要有所改變。此外，這次調動說明中聯辦和港澳辦已經由工作多年的幹部形成一個封閉系統，中央得不到真正反映香港情況的訊息，或發覺所獲訊息有極大誤差，其中，相信最大的誤差就是區議會選舉前中聯辦向上級通報的訊息。
中國官場文化，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同一級別甚至同一官位的人，政治能量可以極不對等。同一個官位，因為資歷、個人關係，可以直達天庭，能量就比資淺和沒有個人關係的幹部大許多。
近年來，中聯辦主任的地位已經相當於香港的市委書記，香港特首只不過是市長。市委書記的權力自然比市長大得多。突然由一個資深得多的幹部接任這職位，中國對香港工作的改變可以預期，至於是政策改變還是策略改變，我傾向是後者，因為不能相信共產黨要掌控一切的本性會變。接任者與本地沒有聯繫，則說明原有的中共與本地一些人的關係可能淡化，情況或與許家屯來港後相似。
許家屯和駱惠寧不同的是，許是曾經有理想的革命前輩，而駱則是文革中成長的膜拜權力的一代。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