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補償基金會預算合理性，及其違法延長事宜

轉型正義週訊          No.179 (2012/3/30)   

＊財訊雜誌報導質疑補償基金會預算合理性，及其違法延長事宜

說明：對政治受難者的補償是台灣少數進行的轉型正義工作之一，補償基金會的工作格外需要社會共同監督與關心。
一個月只辦九個案子　工友年領八十萬
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超級大肥缺

作者：田習如 出處：節錄自財訊雜誌第395期（2012/3/25出刊）
管理兩百億元的公帑，享有比公務員優惠的薪資，福利比照軍公教，資遣比照《勞基法》，行政績效不彰，有法定存續期卻數次爭取延長，對民眾公開的資訊少得可憐……，這麼「好混」的地方在哪裡？
有 一個公家機構，法定工作應該在今年三月八日結束，扣除春節等假期後，有四十四天上班日，再扣掉八天「謀職假」，今年實際只要上班三十六天，所有員工便可獲得以下收入：兩個月又八天的薪水、一．九個月的年終工作獎金、兩個月或一個半月的考績獎金、兩個月又八天的交通津貼（雙北市每月兩千元，其他縣市三千 元）、每人一萬六千元旅遊補助或相當於二十八天薪資的不休假獎金，以及一筆豐厚的「資遣費」。
執行長比國防部長「好賺」
算一算，根據前述為期不到三個月的預算書，這個機構最高薪的執行長就可以領二五○萬元以上，最低薪的工友也可以領近一百萬元。
這是由國防部捐助二○三億元成立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主要工作就是認定並發放白色恐怖下的冤獄補償金。補償基金會執行長的月薪約十七萬元，僅略低於其「老闆」國防部長高華柱的薪資，而且還有特別費，原本每月四．五萬元，只比國防部長少一些，後來經立法院糾正才降為每月二．五萬 元；該基金會工友的月薪五．二萬元，也比一般政府機關的工友高出許多。
為了平反並補償威權統治時期政治受難家庭的損失，立法院先是在一九 九五年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接著在九八年通過針對戒嚴時期政治性審判案件的補償條例，並由當年白色恐怖主要「打手」之一的國防部「將功折」，捐助成立補償基金會，再由該基金會根據國防部、法務部和內政部清查移交的案件，核定、發放補償金給政治受難者或其家屬。
「這筆錢是要給受害人家屬，用不完就該交還給國庫，但基金會成立後卻好像把它當成一塊肥肉，讓特定的一群人吃香喝辣。」立委尤美女批評補償基金會的專職人員薪資、福利過高，績效卻太差，「二十六個員工，平均一個月才收案九件，而且處理案件逐年減少，照理該逐年減薪、精簡人事，但每年人事行政費用卻還花掉六千多萬元！」
尤美女舉出該會的薪級表，顯示其職員近八年薪資漲幅從執行長的三○％到工友的六八％，相當驚人，比起十年來調薪兩次、漲幅共六％的公務員，以及主計處才公佈的民間勞工平均薪資水準倒退十四年，更顯得離譜。
從補償基金會的業務統計可知，處理補償案件的高峰期是從成立時的一九九九年到二○○三年，當時每年都通過一千多件申請案，後來案量大幅減少，行政資源卻未相應精簡。
事實上，補償基金會最初訂立的捐助章程，便因應白色恐怖補償條例的規定而設有落日條款，補償條例原規定的受害人申請補償期限，從兩年一路修法延長為四年、八年、十二年，補償基金會的存續期間也延長到今年三月八日截止。不過，近年該基金會賣力找尋各方勢力協助設法與補償條例脫鉤，以免一再需要看立法院的臉色修法，去年七月更在基金會董事之一的總統馬英九「國師」王曉波帶領下，找上時任閣揆吳敦義，尋求「永續發展」之道，獲得擅長修辭的吳揆一長串「若有似無」的肯定。
案量減少　資源卻未精簡
本刊在三月中旬實地走訪補償基金會，發現該會並未解散，出面說明的行政處長陳英明表示，他們在三月七日晚上拿到國防部同意該會修改章程「再延兩年」的公文。他並強調該會還負有「人權教化、撫慰傷痛」的政治任務，因此並不是辦完補償案件就該結束。
尤美女質疑，該基金會多年來用被動的方式等待政治受難人來申請補償，直到解散期限將屆，才找出一堆未及認定的潛在案件，以保障人權為由要求延任，「簡直像在綁架政府，假借正義之名，掩蓋肥缺之實。」（完整版請看395期財訊雜誌）

＊    對於「真相」政府應有國際觀（蘇慧婕、葉虹靈）

說明：本文節錄版曾刊登於2012/3/25自由時報，此為完整版。

聯合國將3月24日訂為「瞭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國際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強調，瞭解真相對受害者、家屬或社會的重要性，並直指這是不可剝奪、不應受到限制的權利。但從我國檔案管理局對政治案件檔案的保守作法看來，台灣顯然自外於國際潮流，馬政府寧使檔案塵封，也不讓社會追求真相。
近年來民間多次呼籲，檔案局應放寬政治案件檔案使用，尤其是影響理解案情至鉅的筆錄、自白書等，對當於事人、家屬、研究者要瞭解全案脈絡及拼湊案情，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檔案局屢以維護第三人權益為由，拒絕外界申請。儘管去年開始，檔案局數次邀集專家學者討論，但當大多數與會者都要求檔案局應以追求歷史真 相之公共利益為重，不應限縮解釋法條時，檔案局仍躊躇不前。在今年初又以委外研究比較各國情況之拖延手法，讓修法看來遙遙無期。我們不知道絕大多數已近凋零的政治受難者，是否來得及一睹歷史真相；也不知道亟需檔案搭配訪談受難者進行研究的學術界，該被檔案局的官僚主義拖延多久？
以全世界對威 權統治的政治案件檔案，規範最為詳盡的德國為例，德國將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明確排除在適用於一般國家檔案的《聯邦檔案法》之外，另行制訂《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目的在妥善因應國安部文件作為「東德威權統治時期之政府行為記錄」，其意義乃在「銘記、反省那段不公義的歷史，並且教育、警示未來世代」的特殊性 質。故在歷史真相公開與反省，和第三人隱私權之間，採行「階段式的隱私權保障」：將受難者、家屬的知情權，以及歷史研究所追求的轉型正義法益，置於國安部人員與民間線人的隱私權之前。
而當涉及被違法監控者的隱私權時，若其具有「時代性意義、政治權力或公職身分」，則檔案原則上可公開；若只是一般民眾，僅能在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當事人死後30年（卒年難以查證時以出生後110年計算），或匿名措施與學術研究目的不符時，方能公開。檔案公開之職權，則交由慣例上以民權人士為首的獨立機關行使。歷經納粹慘痛歷史的德國，透過精細的機關與法益衡量設計，力求在隱私權保障的前提下，確保德國人能回顧 那不堪的威權歷史，以警惕德國人民：Never Again！
反觀臺灣，政府並未意識到威權統治時期檔案的特殊性質，而將白色恐怖檔案一體適用《檔案法》。 更甚者，與德國力求調和歷史反省和隱私權保障的努力背反，檔案局以「隱私權保障」之名，遂行曲解檔案法第18、22條，並以政府資訊公開法和個人資料保護 法等普通法，反過來限制檔案法之特別法等違背法理之實，無視受難者、家屬的知情權和轉型正義的重大法益。我國相關法制不但落後於德國，也與聯合國推動「瞭解真相權利」的方向背道而馳，對於屢以簽署聯合國兩公約為人權政績的馬總統，堪稱一大諷刺。
《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施行已屆二十年，共受理逾668萬份的檔案公開申請，而臺灣的受難者家屬和歷史研究者，在解嚴已逾25年的今日，仍然受困在歷史未知的迷霧中，無從正視創傷，也無法開始療癒。無 怪乎日前有資深研究者在學術會議上感嘆，檔案局彷彿淪為僅有保管作用的倉庫，還不如趁著政府組織再造，進行人力精簡，僅聘僱保全看守檔案庫即可，以免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蘇慧婕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監事、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葉虹靈為促進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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