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大崩盤80周年

历史的教训：1929纽约金融风暴80周年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80年前的华尔街

上世纪20年代，在那个处于黄金时代的大都会纽约，人们可以一夜暴富：华尔街的股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不断攀升，而金钱的巨大诱惑力几乎把所有阶层的民众都 吸引到了股票交易所。直到1929年10月28日，80年前的那个"黑色星期一"，华尔街的神话破灭，整个世界经济都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萧条之中。而 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这场经济危机，会不会也演变成为一场大萧条呢？历史和现实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呢？

“您身后的这幢大楼就是昔日的雷曼兄弟银行总部，我们待会儿会详细介绍它的故事……”
——纽约曼哈顿的市中心阴雨绵绵：在金融区的建筑中，游客们手中的雨伞给灰色的背景上增添了一抹五彩的基调。2009年10月--为纪念1929年 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80周年，纽约的"金融博物馆"组织了一次环城游活动。这位年轻女教师对此感到十分兴奋：“我非常期待。我在之前已经对此作了一些相关 的了解。我们是跟着新罕布什尔州大学的一个投资管理学研修班来到这儿的，为的就是参观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和一些其他景点。当我们得知有这么一个环城游的活动 之后，就提前几天过来了。”
李察德·沃斯豪威尔和詹姆斯·卡普兰担任这种活动的向导已经有20多年了，李察德说，他们总是装备着扩音喇叭，并且风雨无阻："组织这次活动的目的 就是让人们通过华尔街这个缩影，了解纽约金融、房地产、建筑和政治等方面的历史。今年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80周年，这也是股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游客们直接在见证历史的地点--闻名全世界的华尔街股票交易所门前集合。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联邦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游客们撑着伞，聚精会神地倾听讲解员詹姆斯再现当年的历史。他谈起了黄金般的20年代--当时由于整 个欧洲都由于战争的毁灭而一蹶不振，美国则一跃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供货商。美国的生产和技术革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纽约大学经济史学教授李察德·希拉这 样回忆道："飞机、无线电广播、电影和电子科技--20年代是一个令人乐观向上的时代。但似乎当形势发展得过于令人乐观的时候，就会出现失控的情况：人们 开始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利用金钱进行投机倒把，把股票价格推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
而每个人都是造成危机原因的一分子：只要钱不够花了，就去借--那个年代，贷款炒股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929年9月初，道琼斯股指攀上了381点的高峰，之后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股票一度轻微下跌。直到10月24日--那个黑色的星期四，股市刚一开盘就暴跌了两成。富有的投资商和银行家以闪电式的收购股票作为回应，希望能支撑住狂跌的股价。李察德·希拉接着回忆道："
"在之后的星期五和星期六，股市的情况还算差强人意，但是到了星期一，也就是10月28日，股票再次暴跌了10%到11%。到星期二，10月29 日，股市再次下滑10%。也就是说，在两天之内，股票价格整整跌了21%到22%。所以人们常把这两天称作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而它们也就成为了那场 金融风暴的代名词。"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到30年代初，危机席卷全世界，德国当然也被波及
在那次崩盘之后，股市仍然显现出了一段时间的回升，并一直持续到1930年的4月。尽管很多银行家在经历了那场劫难之后就倾家荡产，一夜之间变得身 无分文，但是大多数民众直到若干年之后才真正感受到危机的到来：1932年，每四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失业，物价暴跌，经济生产总量缩水三分之一。数千家 银行倒闭--政府认为这是它们自作自受。
经济史学家李察德·希拉表示：""当经济大萧条刚来临的时候，政府基本上是袖手旁观，结果导致形势每况愈下，直到1932年，胡佛总统才采取了一些 类似干预的手段，因为那时候情况实在是太糟了。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上台，政府才真正开始行动，而这些措施其实早在两三年前就应该实施了。"
在这一点上，2009年出现经济危机时，全球各国政府的表现就截然不同了：它们都迅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来应对危机。
以金融危机为主题的环城游结束了，讲解员李察德认为，1929年的金融风暴和我们今天面临的危机也有相似之处。"每当股市暴涨的时候，我们总是一味 地相信这种形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股票上涨之后，它总是会下跌的。这是一个循环，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规律。我们给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赋予 不同的名称，总结出不同的特点，但它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逃脱不了这个循环。"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是怎么看的呢？金融市场专家曼弗雷德·叶戈尔来自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他认为1929年金融危机和今天的全球经济危 机第一个相似点就是，它们都具有全球性，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地域范围内或某一个领域的局部性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的相似之处在于负债率过高。也就是说， 过多的人用借来的钱进行投资，因此投资一旦不成功，就会遇到资金瓶颈。由于人们没有资本偿还这些损失，就导致出现资金缺口，随后整个市场就开始螺旋下 滑。"
根据曼弗雷德·叶戈尔的观点，政府为了应对今年的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显然政界也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上世纪30年代出现大萧条后， 各国采取了带有浓重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导致国际贸易滑坡，又更加剧了经济萧条。谢天谢地，我们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愿这种现状能维持下去。"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2009年经济危机到来之后，美国等世界各国均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
从目前的形势看，受挫的国际贸易也许可以较为轻松地走出低谷，这在金融专家叶戈尔看来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两次金融危机的另外一个明显区别就是，政府 在货币政策上的反映不同。80年前，美国政府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方法，这就相当于"抽走了资金流通的血液"，叶戈尔说："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政府采取了截 然相反的做法，它们向资金流通中注入了大量的额外血液，这就有效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专家叶戈尔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还不存在真正的信贷紧缩困境。企业还是能得到所需的贷款。但是，假如未来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出现停滞，并 影响到经济增长，那么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就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大萧条。叶戈尔说："假如再度出现经济负增长，就可以将其称为经济萧条了。然而，我们认为这 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假如我们将之与日本此前经历的十年经济萧条相比较就会发现，我们所真正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因为日本正是在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之 后没能选取正确的经济政策，才导致它的经济发展被耽误了整整十年。"
现在，各国政府手中应对危机的唯一"良方"就是：通过谨慎温和的减税措施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不能使国家财政背上过重的包袱。这也许能使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得到一定缓解。
1929年的那个"黑色星期一"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在这80年中，世界经济和人类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为什么相似的金融风暴能够在21世纪再度席卷华尔街并波及全世界，恐怕是人们除了应对眼前的危机之外，最应该深思和反省的问题。
作者：Miriam Braun/Klaus Ulrich/雨涵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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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 1908-2006）這本1954年出版，後來不斷重印，到他逝世前已發行了80萬冊的《1929年大崩盤》，它不是談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一本普通書，而是有它的原委、立意，以及後來的影響。 　 本書有著下述意義： 　　（一）它是截至當時，真正重量級學者寫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第一本著作。 　　（二）人們現在已知道，高伯瑞寫作，一般都至少要五易其稿、使其流暢、嚴謹而易懂。本書即有這樣的特性，而這也是本書一出版即佳評如潮，成為暢銷書的原因。 　　（三）對高伯瑞的著作與思想有理解的人都知道，高伯瑞並非一般的經濟問題技術專家，而是有歷史觀、人性觀和價值觀的全視野經濟思想家。因此他在談1929年股市大崩盤時，其實是有解釋觀點的。他特別著重在貪婪投機文化的形成、當時有權有勢者的蒙昧樂觀及間接助長、金融體系「脫紀律化」所造成的投機氾濫，以及當時許多著名學者為股市造勢的媚俗表現。他的這些「以人為本」的價值前提，其實也貫串了他所有的其他著作。他的這些觀點，也等於是替後代人在談論1929大崩盤時定了調。高伯瑞談股市大崩盤，加上後來他的好友史萊辛格談新政，人們始對大蕭條時代有了全局的理解。 　 　　貪婪總是會付出代價的。1920年代是美國樂觀輕快、甚至是輕浮的「爵士時代」，它的浮華投機所付出的代價則是整個大蕭條的代價。 而人類所犯的錯雖然不可能如原樣般重現，但卻會用一種有近親相似性的方式，以另一種面貌再來。過去20年的貪婪投機以及金融失控「脫紀律」，乃是金融海嘯及全球深度衰退的原因。迄至目前為止，全球究竟已否觸底？或者還有第二波衰退在前面等待？這些都是開放的問題。在這樣的時刻重讀高伯瑞這本著作，人們又怎能不格外感慨呢？ 繼續閱讀

今昔對比／詹姆士．高伯瑞

「沒有人會懷疑，美國人仍然很容易受到投機心理的影響，堅信企業能夠享有無限的報酬，身為個人理應可以參與分享。上漲的市場仍可帶來確實的財富，於是就能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政府的預防措施和控制手段都要準備就緒。如果行事果決的政府掌握這些措施和手段，就不用懷疑它們的效能。然而，政府仍然有各種理由決定不使用這些措施和手段。」 　 　　1929年的大崩盤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相似之處就在此。政府在當時都知道該如何因應，但同時都拒絕這樣做。2004年，聯邦調查局曾經公開警示會爆發「貸款詐騙潮」。但是政府竟然毫無反應，更糟糕的是，反而提供低廉的利率、解除管制並且表明不會強制執行法律。這麼做簡直就是火上澆油。根據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路線，他們認為經濟的泡沫化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政府的工作僅在於善後。葛林斯潘的做法就是不斷創造一個又一個的經濟泡沫，直到最後一個泡沫大到摧毀整個經濟體系。 繼續閱讀

為什麼全世界都在讀這本書？！ 人類的愚昧會不斷重演，因此每個人都該了解這段歷史！

1929年大崩盤 作者：約翰‧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 定價350元 規格：硬殼精裝 目錄 序言 九０年代的觀點 第一章 「夢幻、無窮的希望與樂觀主義」 第二章 應該有所作為？ 第三章 我們信賴的高盛 第四章 幻想的暮光 第五章 大崩盤 第六章 越來越嚴峻的情勢 第七章 後果 第八章 後果（二） 因與果

歷史上永恆的投資／經濟經典 ★美國《財富》雜誌、《紐約時報》、《聖路易郵報》、《大西洋月刊評論》一致盛讚！ ★作者高伯瑞之子，著名的經濟學家詹姆士‧高伯瑞專文推薦！ ★國內專家學者沈雲驄、南方朔、劉憶如專業推薦！ 【內容簡介】 　 《1929年大崩盤》這本書最早於1954年出版，此後在1955、1961、1972、1979、1988、1997年不斷再版，直到如今已有五十四年。作者高伯瑞是美國二十世紀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除了作者及書本身的重要性之外，還有一個能讓本書銷量維持不墜的理由：每一次它的出版，另一個可能發生的事件——另一個泡沫或是緊接而來的不景氣——就會激起大家對這段大蕭條和崩盤歷史的興趣，它曾引發一場慘烈的不景氣。 猖獗的投機。創紀錄的交易量。人們大肆購買資產，不是因為它們的價值，而是因為買方相信自己可以在短短的一、兩天，甚至幾個小時內脫手，迅速致富。樂觀主義和它所帶來的影響主宰了整個股票市場。然而這一切終將結束。股市的下挫總是比上漲來得突然。在1929年股市大崩盤之後，緊接而來的經濟大蕭條持續了十年之久。1929～1933年，國民生產毛額（經濟總產量）下降近30%。在1930年到1940年之間，只有1937年這一年的平均失業人數少於800萬人。1933年大約有1,300萬人失業，幾乎每四個勞工有一人失業。到1938年仍然有五分之一的人失業。 1929年的大崩盤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相似之處在於，政府在當時都知道該如何因應，但同時又都拒絕這樣做，只是一昧地向民眾信心喊話，宣稱經濟基本面健全，卻造成無可挽回的局面。深受其害的云云大眾無不猜測，金融危機後的發展是否要回溯到1930年的崩盤及之後的年代？而2009年初股市的回升究竟是經濟復甦的現象或只是一時的反彈？答案無從知曉，就如同高伯瑞在序言中所說的：「我不會去預測，只是提醒大家過去曾經如此鮮活地提醒我們的教訓，我在這本書中提出最後的忠告。」 而不願再被歷史的愚昧所左右的你我，該是時候停止猜測，好好認真抱讀高伯瑞所給的忠告了。 　 開卷嚴選：1929年大崩盤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09/07/17/419510.html 1929年大崩盤精彩PPT檔 http://addons.books.com.tw/G/001/ppt/8/0010442558_01.pps 【各界讚譽】 ‧ 美國《財富》雜誌將《1929年大崩盤》列為其推薦的75本必讀商業類圖書之首選，並評論：「生動地描繪出當年應是理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喪失其集體意識，而此現象竟與我們目前所見證的事實如此雷同。」 　 ‧ 《聖路易郵報》認為《1929年大崩盤》是經濟學大師「對人類經濟史上最令人難忘歲月的精湛分析」。 　 ‧ 《大西洋月刊評論》則評論說：「經濟文章很少以其娛樂價值而著稱，但這本書卻做到了。高伯瑞的文章雍容而機智，並且幽默地鞭撻了這個國家某些金融領域的智者和政策所犯的錯誤。」 　 ‧ 《紐約時報》盛讚：「作者以其精湛、引人入勝的筆觸，描寫那曾經席捲文化的幻想；金融家、銀行家、一廂情願的學者和漠不關心的官員故意忽視現實；以及那造成有如史詩般劇烈的大崩盤的過程。」

【作者簡介】

約翰‧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 美國二十世紀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曾任哈佛大學華伯格（Paul M. Warburg）經濟學講座名譽教授，擔任美國藝文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 1941～1943年：擔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副局長。 1946年：杜魯門總統頒發自由勳章（Medal of Freedom） 1961～1963年：任美國駐印度大使。 1972年被選為美國經濟協會主席。 1997年獲得加拿大的羅伯特肯尼迪圖書獎的終身成就。 2000年8月：柯林頓總統頒發自由勳章。 2001年：獲頒Padma Vibhushan獎（印度第二高榮譽的公民獎），以表揚其對印度和美國之間經濟合作的貢獻。 高伯瑞生前共有31本著作，包括《不確定的年代》、《富裕的社會》、《1929年大崩盤》、《經濟學與公共目標》、《穿梭經濟時光》、《新工業國》、《經濟治國》、《親愛的總統先生》、《揭開皇后的面紗：造成現代亂象的經濟學迷思》等。

【精彩內文】

第9章　因與果

　　在股市大崩盤之後，緊接而來的經濟大蕭條持續了10年之久，嚴重的程度各有不同。到了1933年，國民生產毛額（經濟總產量）比1929年下降近30%。直到1937年實際的生產量才回復到1929年的水平，然後經濟又快速地回落。直到1941年，製造業的產值仍然低於1929年的水準。在1930年到1940年之間，只有1937年這一年的平均失業人數少於800萬人。1933年大約有1,300萬人失業，幾乎每四個勞工有一人失業。到1938年仍然有五分之一的人數失業。

　　在這個讓人沮喪的時代，1929年就像神話般的美好。當某些產業或城市的經濟情況好轉到幾乎和1929年一樣的時候，人們期待國家也能夠回到1929年的狀況；一些有遠見的人士在某些正式的場合曾說過，「1929年是美國人曾經有過的好光景。」

　　整體來說，股市大崩盤比隨後發生的經濟蕭條更容易解釋。而且在評估造成蕭條所牽涉的問題中，沒有比決定股市大崩盤應負的責任更為棘手的事情。經濟學對於這些問題仍然無法提供最終的答案。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討論一些崩盤的原因。

1. 所得分配不均。
　　在1929年，富人確實是有錢人。相關的數據並不能完全讓人滿意，但是可以確定，該年度占全美人口5%的最高收入族群，其收入大約佔所有個人所得的三分之一。個人收到的利息、股利和租金等形式的所得比例，廣泛地說，小康人家的所得大約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年的兩倍。

　　這種極不平等的所得分配，意謂經濟必須依賴高額投資或高級奢侈品的消費，或者依賴兩者。有錢人無法購買大量麵包等基本生活品，如果他們要處理收入所得，則必須購買奢侈品或投資新的工廠和新的計畫。投資費用和奢侈品的花費，必然比週薪25美元的工人需要支出的食物和房租，受到更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以及呈現較大的波動。我們可以假定，在1929年10月，這種高層級的消費支出和投資尤其容易受到來自股市重大消息的影響。
　

2. 不良的企業結構。
　　在1929年11月，股市大崩盤之後數個星期，哈佛經濟學會提出不需要擔心經濟蕭條的主要理由，它的合理判斷是「大多數的企業一向秉持的是穩重和保守的經營原則。」實際情況則是，美國企業在二○年代，對於眾多的煽動者、貪污者、騙子、冒名頂替者和詐欺者竟張開熱情的雙手擁抱他們。在這種情況長期發展下，造成洪水猛獸般侵占企業資產的風潮。

　　企業最嚴重的弱點源自於控股公司和投資信託公司的龐大架構。控股公司控制了絕大部分的公用事業、鐵路公司和娛樂企業。由於投資信託公司的存在，持續對經濟形成反槓桿操作的危險。尤其是，營運公司必須以股利支付上游控股公司發行公司債的利息。如果公司無法分發股利，就意謂公司違約無法支付公司債利息、破產，以及控股架構的崩潰。在這樣的情況下，削減對營運公司的投資，以繼續分發股利的誘因顯然很大。這樣會增加通貨緊縮的壓力。其次，通貨緊縮造成收益降低，並且幫助企業簡化金字塔的結構。在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就無法避免進一步裁減開支。收入必須指定用來償還債務，再舉債籌資進行新的投資便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很難想像如何設計出更好的企業體制，能夠繼續營運和衝出通貨緊縮的漩渦困境。

3. 不良的銀行體系。
　　從三○年代早期以來，這個新世代的美國人在聽到有關二○年代晚期銀行業的做法時，真是感到又好氣又好笑，還不時義憤填膺。事實上，大部分銀行的這些做法只是因為經濟蕭條而讓人覺得荒唐可笑。原本債信非常良好的貸款，但是因為借款人的產品價格崩跌、產品市場萎縮或者申貸的抵押品跌價，而成為非常荒謬的情況。最有責任感的銀行業者，在看到貸款人面對遠超過他們所能控制的惡劣環境，而苦思如何幫助這些受害者時，卻往往被視為最差的銀行業者。像其他人一樣，銀行業者不得不屈從於當時輕率、樂觀和不道德的心態，但是很可能也就是如此而已。1929～1932年的經濟蕭條一開始就像以上所描述的情況，但是也損害到許多當時被認為無懈可擊的銀行聲譽。

　　然而，雖然1929年的銀行業者並不是特別的愚蠢，但是銀行業的架構仍然有其先天上的缺陷，這些缺陷原本就存在於大量的獨立銀行機構。如果有一家銀行倒閉，則其他銀行的資產也會遭到凍結，而其他銀行的存款人則會競相到銀行提領他們的存款。如此一來，一家銀行的破產會導致其他銀行的破產，而形成骨牌效應。甚至在景氣最好的年代，地區性的災難或個別的管理失誤就可能啟動這樣的連鎖反應。（在1929年的前6個月，全國各地有346家銀行倒閉，這些銀行的總存款餘額接近1億1,500萬美元。）當所得、就業和物價因為經濟蕭條而下跌時，銀行的破產與倒閉很快就會蔓延開來。這種情形就發生在1929年，很難想像會有比這種情況更能擴大恐懼的效應。這種恐懼不只摧毀心智薄弱的人，也會削弱心智強健人的信心。任何富人和窮人都會因為他們的儲蓄遭到侵蝕，而感覺到災難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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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gainst 'Spam King'

對外宣稱自己是「垃圾電郵大王」的華勒斯（Sanford Wallace），因擅自入侵Facebook用戶帳號發送垃圾郵件，遭美國聖荷西聯邦法院法官判決需賠償7.11億美元（約新台幣231億元）。

檢察官將華勒斯以藐視法庭的刑事罪起訴，對於法院的判決，Facebook公司表示，華勒斯應該不會支付這筆巨額賠償，但這個判決仍是該公司在打擊垃圾電郵上的重要勝利。

華勒斯也在判決的同時，向法院聲請了破產保護，想藉此逃避巨額的賠償金，但刑事官司的牢獄之災，華勒斯恐怕就逃不了了。

在這場判決之前，另一個社交網站Myspace也曾控告華勒斯，在其網站散布色情和賭博垃圾郵件，該案華勒斯被判賠償2.3億美元（約新台幣75億元）。

Sanford Wallace: Facebook Wins $711 Million In Case Against 'Spam King'

LOS ANGELES — Facebook said Thursday a California court has awarded the social networking Web site $711 million in damages in an anti-spam case against Internet marketer Sanford Wallace.

Facebook sued Wallace for accessing users' accounts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and sending phony posts and messages. The company said on its blog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damage award, the San Jose, Calif., court referred Wallace to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for prosecution for criminal contempt of court – meaning he could face jail time.

Wallace earned the monikers "Spam King" and "Spamford" as head of a company that sent as many as 30 million junk e-mails a day in the 1990s.

In May 2008, the online hangout MySpace won a $230 million judgment over junk messages sent to its members when a federal judge in Los Angeles ruled against Wallace and his partner, Walter Rines, in another case brought under the federal anti-spam law known as CAN-SPAM. In 2006, Wallace was fined $4 million afte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cused him of running an operation that infected computers with software that caused flurries of pop-up ads, known as "spyware."

"While we don't expect to receiv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award, we hope that this will act as a continued deterrent against these criminals," said Sam O'Rourke,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for Facebook, in a blog posting Thursday. "This is another important victory in our fight against spam."

There was no phone number listed for Wallace in Las Vegas, where he is believed to be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ruling.

The company said the judgment marks the second-largest anti-spam award ever. In November 2008, Facebook won an $873 million judgment against Adam Guerbuez and his business, Atlantis Blue Capital, who bombarded users with sexually explicit spam messages.

Read more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09/10/30/sanford-wallace-facebook-_n_339703.html

中華電信費

立院：中華電信網外話費 有5成調降空間
分類：國內國會
（中央社記者黃名璽台北31日電）台灣的手機通話費及ADSL服務電路費有多貴？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前者比香港高出6.8倍，後者更比日本貴8.5倍，中華電信網外通話費還有50%以上調降空間。 立法院下週將審查9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預算，預算中心在評估報告中指出，NCC雖然已在今年公告調降行動電話業務3項資費方案，及ADSL服務電路月租費；但行動電話業務費率仍比香港高出6.8倍至8.3倍，ADSL服務電路月租費更高出日本8.5倍。 預算中心說，據消費者保護基金會公布研究資料顯示，以今年4月1日調降後中華電信88型至1688型，與香港SmarTone的68型至298型網外通話 費率比較，中華電信每分鐘通話費在新台幣9.42元至5.99元；而香港SmarTone則為1.14元至0.88元。 報告認為，若考量台灣基地台高出香港3倍，相關系統維護成本將高於香港3倍計算，「則中華電信網外通話費尚有50%以上之調降空間」。 有關ADSL服務電路月租費部分，預算中心指出，雖然連續3年調降，但仍高出日本8.5倍。據消基會研究資料顯示，以日本YAHOO！BB的ADSL與中華電信比較，日本只需付165日圓（折合台幣約56元）電路費給NTT東日本，不會因申請速率較高而提高電路費，且最低速率8M/0.9M、最高可達50M/3M。 報告表示，中華電信ADSL最高速率4M/1M調降後費用仍達636元，若以日本傳輸速率8M/0.9M（費用約56元）與台灣傳輸速率8M /640K（費用為473元）價格相比，台灣高出日本8.5倍之多，NCC實應重新檢討資費公式，維護消費者權益。981031

文建會黃碧端

立法院教育暨文化委員會今天審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99年度預算，但因文建會主委黃碧端請辭，引起在野立委不滿並拒審，不過在國民黨籍立委堅持下，最後還是繼續進行審查。

多次請辭的黃碧端最近發簡訊給文化界友人，指今天的官員似古羅馬被丟進搏獸場的人，隨時面對迎面而來的獅子。簡訊日前遭立委曝光後，加深她請辭決心，因口頭請辭獲准，今天向立法院請假，由政務副主委張譽騰代理出席備詢。

立法院昨天審查文建會預算，已向吳揆請辭的文建會主委黃碧端請假未出席，文建會預算遭綠委罷審，藍綠立委針鋒相對。文建會官員私下哀嘆：「五年換了五位主委，眼看著就要換第六位！」

內閣改組前後即已多次請辭的黃碧端，前晚發出一封公開信給同仁，指自己「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是休息的恰當時候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她持續向吳揆請辭「且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希望未來能由「更有衝勁的人」來帶領文建會。

雖然行政院表示「強力慰留」，但黃碧端已從昨天起請事假至十一月十五日，這段期間將由文建會政務副主委張譽騰暫代職務。昨天立委及文建會官員都對繼任主委 人選感興趣，立委郭素春說，繼任者要有「戴鋼盔進來」的心理準備、抗壓性要夠；洪秀柱則說，要對立院的生態、身段及表達方式有所理解。

近年來，文建會主委更換頻繁，最近幾任主委中，王拓和翁金珠的任期加起來不滿一年，陳其南、邱坤良也都只有一年多任期，僅陳郁秀當了四年主委。官員搖頭，文化是百年大計，每位主委新上任都得重新來過，徒增施政困擾。

【記者李順德／台北報導】行政院發言人蘇俊賓昨天證實，文建會主委員黃碧端已向行政院長吳敦義口頭請辭，但吳敦義已表示慰留，希望黃碧端在請假幾天後，回到工作崗位，看看能否改變想法。

行政院幕僚表示，目前並非好的請辭時機，吳敦義曾表示縣市長選舉後還有一波的內閣改組，屆時再考量內閣人事較為適宜。

中美贸易摩擦新焦点：汽车补贴

中美贸易摩擦新焦点：汽车补贴 英国《金融时报》 莎拉•奥康纳 华盛顿报道 2009-10-29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正准备展开一项贸易调查，内容是美国政府是否向本国汽车制造商发放不公平补贴。

上月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关税之后，中美两国贸易紧张关系加剧。不少人士曾警告说，美国的举措可能引起北京报复。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数量很少，但中国方面的最新动作将具有象征意义，表明中国扳回了一局。

美国劳工团体一直以来都指责中国向本国出口商提供不公平补贴。然而，通过“反补贴税”调查，中国将评估相同指控是否也适用于美国。调查可能导致中国对美方征收进口关税。

据美国汽车贸易政策委员会(American Automotive Policy Council)的数据，美国每年约向中国出口3万辆汽车，其中“美国三大”——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和福特约占7000至9000辆。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克莱斯勒(Chrysler)共接受了约600亿美元的政府援助资金，而福特(Ford)则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此外，华盛顿还向本国及外国的一些汽车制造商（以及配件供应商）提供了大量援助，鼓励它们投资于“绿色科技”。

中方已通报美国，称收到了一份要求展开调查的请求。知情人士表示，调查可能将于下周三正式启动。在此之前，两国将进行磋商。美国高级政府官员本周已经在华进行贸易谈判，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还将于下月访华。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中国在开始调查之前，需邀请美国就“反补贴税”进行磋商，以求达成相关解决方案。

美国汽车贸易政策委员会（美国三大汽车厂商的行业协会）主席斯蒂芬•科林斯(Stephen Collins)表示，他周二被告知有关调查的事情。“我昨天接到了美国政府打来的电话，要我立即安排三家公司开会，”他表示。

此外，中国还收到了一份反倾销的调查要求，内容是美国是否以不公平低价销售出口汽车。

译者/岱嵩

CHINA TO INVESTIGATE US CAR SUBSIDIES

By Sarah O'Connor in Washington 2009-10-29

China is preparing to launch a trade investigation into whether US carmakers are being unfairly subsidised by the US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he move comes at a time of heightened trad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the US imposed duties on Chinese tyres last month. Many warned this would prompt Beijing to retaliate.

Few vehicles are actually exported from the US to China, but the move would have symbolic power by turning the tables on Washington.

US labour groups have long accused Beijing of unfairly subsidising its exporters. However, through a “countervailing duties” investigation, China would assess whether the US was open to the same charge. The investigation could lead to import duties.

The US exports about 30,000 vehicles to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Automotive Policy Council, of which the Big Three – GM, Chrysler and Ford – account for 7,000 to 9,000.

General Motors and Chrysler have received about $60bn in government bail-out funds, though Ford has received nothing.

Washington has also provided substantial aid to US and foreign carmakers, as well as parts suppliers, to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green” technology.

China has already told the US that it has received a petition for an investigation, which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it would formally launch on Wednesday. Befo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egotiate. Top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already in China for trade talks this week, and Barack Obama, US president, is due to visit the country next month.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rules require China to invite the US to consult on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petition before initiating any investigation in an effort to find a resolution to the concerns.

Stephen Collins,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Automotive Policy Council – the trade council for the Big Three – said he was told about the investigation on Tuesday. “The US government called me yesterday and asked me to arrange a meeting of the three companies immediately,” he said.

China has received an anti-dumping petition as well, which asks for investigation into whether US car exports are being sold at unfairly low pries.

A crisis in search of a narrative

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正逐漸消退，那麼，資本主義自身怎樣呢？三十年前，世界開始向市場以及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發展。這一趨勢結束了嗎？

無疑，有關「市場魔力」的談論變少了。人們開始帶著苦澀、懷疑和明顯的敵意，大肆討論市場的問題所在。各國政府都在重新奪取自身經濟的重要制高點，不過，是以一種更像消防隊、而非總體規劃的臨時行動的方式。

即使是在美國，這種平衡也已經發生了改變。華盛頓現在還成了汽車、能源和金融業的首府。歐洲正在重振「混合經濟」。在中國，政府的角色重新擴大。政 府和市場之間的天平正大幅度地重新傾向政府嗎？人們將決定他們需要政府的保護，使其免受市場的傷害，還是，他們將得出結論，這場危機證明了市場的終極強 盛？

對這場危機的主要敘述將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產生深刻影響。「敘述」(Narrative)超越了戲劇性故事本身的發展。它對已經發生的事情提供解釋，並為未來的構想提供框架。大約存在12種關於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敘述。

(1)不充分且錯位的監管以及不當的信用評級導致了過多的槓桿，而低利率更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過多的槓桿造就了不穩定且過高的債台，而債台最終因不堪自身的重荷而倒塌。

(2)金融工具的快速創新沒有降低風險，反倒以幾乎沒人預期到且未受到恰當監管的方式，使風險更為集中且放大。

(3)監管未能覆蓋「影子銀行」領域；對複雜、跨境的「太大以至於不能倒」的機構的監管又被證明不到位。監管制度反常地鼓勵銀行轉移債務，從而降低了對風險的警戒性。

(4)提倡購房的政策和房利美(Fannie Mae)等政府資助企業，加上掠奪性、欺騙性的私人行業放貸操作，營造了一個非可持續的次貸抵押世界。

(5)在全球儲蓄過剩的助長下，高負債將美國變成了一種「超新星」的新興市場國家，這使它容易受到這場超爆炸性債務危機的衝擊，這場危機比上世紀90年代末的新興市場危機嚴重許多。

(6)在「恐懼與貪婪」之間搖擺的天平走向了貪婪的極端；風險被過低地定價和評估。審慎會不利，被冠上「平庸」罪名的公司可能被判死刑。薪酬變得太高，從而令個人和機構對不斷增大的風險視而不見。

(7)信貸寬鬆激發的投資心理催生了房地產、能源及其它領域的席勒式泡沫，並最終以毀滅性的破裂收場。

(8)每一場繁榮都孕育著下一輪蕭條，一代人以來最佳的全球增長滋生了驕傲自大的情緒，從而使一場重大衰退變成了必然。

(9)全球化導致了我們無法理解的脆弱性——最明顯的是在債務辛迪加方面，同時還有全球供應鏈方面。後者在發揮逆向傳動帶的作用，將經濟低迷的影響重新傳回至鏈條上。

(10)不斷上升的大宗商品價格（主要是油價），給低收入群體造成了負擔，並早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前就重創了底特律。

(11)對於那些認為市場體系受到操縱、因此一定會出現危機的人而言，這場危機提供了證據，反映出了被他們視作資本主義內在弊端的東西。

還有一個解釋，也是歷史學家戈登•普蘭奇(Gordon Prange)所認為的1941年珍珠港襲擊事件的首要原因，即，人們堅信「這種事情絕不會發生」。直到2006年，人們還普遍認為，即將上演的那種災難絕對不可能發生。

其他人還可以有其它說法。會有許多相互重疊；也有一些相互矛盾。什麼會成為主要敘述，將受經濟復甦的速度與力度的影響。不過，未來幾年，各國政府將會在他們的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且將會尋找「確保」類似危機不會重演的監管模式。

對危機的敘述將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風險。在大衰退之後會出現「新謹慎」(New Caution)，從而改變人們的支出和儲蓄習慣，並進而降低未來增長率嗎？在金融市場，人們會變得更加謹慎嗎？經歷過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人非常厭惡風險，不願意購買股票或將太多的錢存放在同一家銀行。

儘管大衰退的影響遠達不到那樣的地步，但也會持續許多年頭。人們已經發現——或重新發現——華爾街不是單行道。市場既會上漲，也會下跌。尤其令人不 快的是，人們發現，圍繞承諾不斷增值的養老與退休基金的「社會契約」，不是一個指望得了的可執行契約。這就會使人們意識到他們一直忽視卻確實存在的「風 險」，從而導致上面提及的新謹慎。

市場體系依賴於人們對市場穩健、市場規則的品質以及創造業績的能力的信心。但那種信心——事實上是信任——必須要重新贏取。將會成形的敘述對信心的重建將至關重要。當記憶習慣性消退，風險潮汐開始再次上漲時，它也將有助於引導人們避免危機重演。

A crisis in search of a narrative

Daniel Yergin 2009-10-28

Now that capitalism's worst crisis since the 1930s is ebbing away, what about capitalism itself? Three decades ago the world began moving towards markets and an increasingly open world economy. Is that over?

Certainly, there is less talk about the 「magic of markets」. The focus is on what goes wrong with them, along with bitterness, suspicion and outright hostility. Around the world governments are retaking substantial parts of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ir economies, although in an improvised way, more like the fire department than a master plan.

Even in the US, the balance has changed. Washington is now also the capital for the automotive, energy and finance industry. Europe is resuscitating the 「mixed economy」. In China, the state's role has re-expanded. Is the balance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being dramatically reordered back towards the state? Will people decide that they need the state to protect them against the markets, or will they conclude that the crisis proved the ultimate robustness of markets?

What emerges as the dominating narrative of the crisis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nswers. 「Narrative」 goes beyond the dramatic stories of how it unfolded. It provides the explanation for what happened and the framework for organising thinking for the future. There are a dozen or so Great Recession story lines.

(1) Too much leverage – wantonly made available with inadequate and misplaced regulation and inadequate credit ratings, reinforced by low interest rates – created an unstable and over-built edifice of debt that collapsed from its own enormous weight.

(2) Rapid innovation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d not mitigate risk, but rather concentrated and magnified it in ways that few anticipated and that were not properly regulated.

(3) Regulation failed to cover the 「shadow banking」 sector and proved inadequate for the complex, cross-border 「too big to fail」 institutions. Regulatory regimes perversely encouraged banks to off-load debt and thus to be less attentive to the risks.

(4) Policies that aggressively promoted homeownership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like Fannie Mae, amplified by predatory and deceitful private sector lending practices, created an unsustainable universe of subprime mortgages.

(5) High indebtedness turned the US into a sort of supernova emerging market nation, fuelled by the global savings glut, which made it vulnerable to a super-explosive debt crisis far bigger than the emerging market crisis of the late 1990s.

(6) The oscillating balance between 「fear and greed」 went to extremes in terms of greed; risk was underpriced and under-appreciated. There was a penalty on prudence and a potential death sentence for companies convicted of 「stodginess」. Compensation grew too large, blinding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to the growing risks.

(7) Investor psychology, fed by easy credit, created Shilleresque bubbles in real estate, energy and other sectors that eventually burst, devastatingly.

(8) Since every boom contains the seeds of the next bust, the best global growth in a generation created hubris, ensuring a major downturn.

(9) Globalisation created vulnerabilities that were not understood – most notably in the syndication of debt, but also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which worked as transmission belts in reverse, shuttling the impact of the downturn back up the chain.

(10) Spiking commodity prices, principally for oil, created burdens for lower-income groups and helped knock Detroit flat on its back well before the failure of Lehman Brothers.

(11) For those so inclined, the crisis offered proof that the market system is destined to crisis as it is rigged, reflecting what they see as capitalism's intrinsic evil.

There is one other explanation – what the historian Gordon Prange identified as the number one reason fo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ur in 1941 – the conviction that 「it could never happen」. As late as 2006, it was widely agreed the kind of disaster that was about to unfold was simply impossible.

Others can tell additional stories. Many overlap; some contradict. What emerges as the dominant narrative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speed and scale of recovery. Yet, for the next few years governments will play a larger role in their economies and will hunt for regulatory formulas that 「ensure」 this kind of crisis does not reoccur.

The narrative will be shaped by how people internalise risk. Will the Great Recession be followed by the New Caution, changing people's spending and saving habits, lowering future growth? Will prudence loom larger in financial markets? People who lived through the Great Depression were deeply averse to risk and were loath to buy stocks or keep too much money in one bank.

While the Great Recession will have nowhere near that effect, its impact will last for years. People have discovered – or rediscovered – that Wall Street is not a one-way street. Markets can go down as well as up. Especially traumatic is the way people found out that the 「social contract」 around pensions and retirement funds, promising ever-rising value, is not an enforce-able contract they can count on. This gives the idea of 「risk」, which had been so marginalised, a tangibility, contributing to that New Caution.

Market systems depend upon confidence: in the sturdiness of markets, the quality of their rules and ability to deliver results. But that confidence – indeed trust – has to be earned back. The narrative that emerges will be crucial to that confidence. It will also provide a guide to avoiding a return engagement when memories are fading, as memories do, and the tide of risk begins to rise again.

The writer is chairman of IHS 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 His books include The Prize, now in a new edi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UNCHARITABLE QUESTIONS GREET TYCOON'S GIVEAWAY

By Jamil Anderlini in Beijing 2009-10-28

The Chinese public and state-controlled media could be expected to welcom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s largest-ever private charity by one of its wealthiest business tycoons.

But when Chen Fashu, the 15th richest man in China this year, with a personal fortune of about $3.7bn, announced last week he would donate roughly Rmb8.3bn ($1.2bn, €821m, £744m) to his new charitable foundation, state media responded by questioning his motives.

Even the People's Daily, the designated mouthpie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uggested the charity might be used to evade a possible tax investigation and questioned whether the funds would all be used for charitable causes.

According to Tang Jun, Mr Chen's spokes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new charity, the Xinhuadu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 Mr Chen is not under investigation and speculation over his motives is completely unfounded.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refused to comment but a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 in charge of overseeing charitable donations expresse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donation.

「The donation has not yet become a reality; it's just a beautiful expectation,」 Wang Zhenyao, director of the 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y promotion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Anyone can issue a news statement saying they are going to donate money but whom have they donated to? There is no answer because their donation has not happened yet.」

The focus on Mr Chen's intentions is common in a society that is deeply sceptical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enriched by China's rapid but unfinished transition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a more freewheeling market-driven economy.

The common public perception is that the wealthy in China have used connections with powerful officials to make their fortunes.

「There is still a general mistrust in China of the motivations for donations by the super-wealthy,」 said Rupert Hoogewerf, who compiles the annual Hurun list of China's richest.

Many charities are viewed with suspicion, in large part because the sector is poorly regulated and charitable foundations have often served as conduits for bribery, embezzlement and tax evasion in the past.

In the wake of a corruption scandal that toppled the Communist party boss of Shanghai in 2006, details emerged of how prominent charities were used to funnel bribes to officials and their families in return for plots of prime real estate and other favours.

The poor perception of charities and the immaturity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are the main reasons why Chinese philanthropy has been slow to develop, according to Mr Hoogewerf.

Previously, China's largest known charitable donation was a $420m pledge made by Yu Pengnian, an 87-year-old property developer from Shenzhen, to his own foundation dedicated to cataract operations.

Mr Chen's Xinhuadu foundation would be modelled on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and concentrate on providing education to impoverished areas of China, Mr Tang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He said Mr Chen hop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Gates Foundation and would eventually branch out into medical care,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other areas.

Mr Chen, 48, began building his fortune by selling groceries in the 1980s but became a billionaire by investing early in Zijin Mining, China's largest gold miner, which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market in 2003 and in Shanghai in 2008. As soon as a one-year lock-up on the Shanghai-listed shares ended in April, Mr Chen sold two-thirds of his personal stake in Zijin on the open market and invested most of the $410m proceeds buying 12 per c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maker Yunnan Baiyao and acquiring a 7 per cent stake in Tsingtao Brewery from Anheuser-Busch.

Mr Chen's donation to his foundation will mostly be in the form of the shares he still holds in Zijin Mining and Tsingtao Brewery.

In September,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was investigating Mr Chen for tax fraud related to the sale of shares he owned in Zijin Mining.

But Mr Tang said that under current Chinese law Mr Chen was not required to pay tax on his share sales. 「If the government asks us to pay [tax] we will be the first to do so, but there is no such regulation at the moment,」 he said. 「The public should not doubt us.」奇怪標點

Specialist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said the rules were vague but that Mr Chen would not usually be required to pay tax on a share sale.

中國富豪捐贈惹出的是是非非

人們可能預期，當中國最富有的商業大亨之一成立該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民間慈善基金時，中國公眾和由政府控制的媒體將會表示歡迎。

但是，當今年在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第15、個人身價約37億美元的陳發樹上週宣佈，他將捐贈大約83億元人民幣（合12億美元）到自己新成立的慈善基金會時，官方媒體的回應卻是質疑他的動機。

連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也提出，該慈善機構也許被用於逃避一項可能的稅務調查，並質疑相關資金是否會全部用於慈善事業。

據陳發樹的發言人、新華都慈善基金會(Xinhuadu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執行理事長唐駿介紹，陳發樹並未受到任何調查，有關其別有動機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拒絕置評，但負責監督慈善捐贈的一名政府高官對陳發樹的捐贈行為持保留意見。

「這項捐贈尚未成為現實；它只是一個美麗的預期，」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任何人都可以發佈一條新聞聲明，稱自己打算捐贈資金，但問題是他們捐給誰了？目前還沒有答案，因為他們的捐贈還沒有發生。」

對陳發樹意圖的關注，在當今中國社會很常見。在這裡，人們對那些借助中國快速而尚未完成的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向更為無拘無束的市場經濟）致富的人，抱有深深的懷疑。

公眾的普遍感覺是，中國的富人是利用自己與大權在握的官員的關係，才得以發財的。

「在中國，人們普遍不信任富豪們捐贈的動機，」編制「胡潤年度中國百富榜」的胡潤(Rupert Hoogewerf)表示。

許多慈善機構受到人們的懷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領域監管不力，而且慈善基金會以往經常被用作賄賂、挪用公款和逃稅的渠道。

2006年，一場腐敗醜聞導致上海市委書記下台。在那之後曝光的細節顯示，知名慈善機構如何被用於向官員及其家屬行賄，以換取房地產開發的黃金地塊以及其它恩惠。

在胡潤看來，中國慈善機構在人們眼中的形象不佳，加上監管制度不成熟，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較慢的主要原因。

此前中國最大一筆公開的慈善捐贈，是87歲的深圳房地產開發商余彭年向自己的基金會承諾捐贈4.2億美元，專用於資助白內障手術。

唐駿告訴英國《金融時報》，陳發樹的新華都慈善基金會將參照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模式，重點是向中國的貧困地區提供教育。

他表示，陳發樹希望與蓋茨基金會開展合作，最終拓展到醫療、環保和其它領域。

陳發樹今年48歲，他的發財之路是從上世紀80年代賣雜貨開始的，後來通過提前入股紫金礦業(Zijin Mining)成為億萬富翁。紫金礦業是中國最大的金礦企業，2003年在香港上市，2008年又在上海上市。上海上市股票的一年鎖定期在今年4月結束 後，陳發樹在公開市場上拋出其個人所持紫金股份的三分之二，並將4.1億美元售股所得的大部分，用於收購中國傳統醫藥生產商雲南白藥(Yunnan Baiyao) 12%的股份，並從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購得青島啤酒(Tsingtao Brewery) 7%的股份。

陳發樹向自己基金會所做的捐贈，大部分將以他仍然持有的紫金礦業和青島啤酒股票為形式。

9月份，官方媒體報導稱，國家稅務總局正在調查陳發樹，以查明他在出售自己所持的紫金礦業股票時，是否存在騙稅行為。

但唐駿表示，根據中國現行法律，陳發樹無需為出售股票而繳稅。「如果政府要求我們繳[稅]，我們會搶先照辦，但目前沒有這樣的法規，」他表示。「公眾不應該懷疑我們。」

專業律師和會計師們表示，相關規則有點含糊，但通常而言，陳發樹不需為出售股票而繳稅。

譯者/和風

職棒簽賭

政府無作為 洪瑞河很無奈

記者黃忠榮／專訪

兄弟象面對二十年來最重大危機，象領隊洪瑞河未曾好眠，昨在辦公室接受本報專訪時神情憔悴、充滿無奈，對二十年來政府對黑道涉入職棒毫無具體作為，更是語多不滿。

球員有問題一律開除

問：當初莊宏亮（現改名莊侑霖）無預警被釋出，離開職棒後又從事職棒簽賭，心情如何？

答：有問題球員，球團態度就是絕不姑息、一律開除，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有問題的球員離開職棒圈。但球團沒有公權力，無法將球員定罪，不可能等待漫長的司法程序定讞後再處理，球員自律、球團處理只是治標，真正有能力防制的是政府。

問：政府該怎麼做？

答：一個是從源頭，政府不知黑道組頭、簽賭站在哪裡嗎？政府才有公權力，能去監聽、跟監，掃蕩這些簽賭站、組頭後，沒有賭，怎麼會有職棒簽賭。

其次，政府若要幫職棒，檢調若發現有問題，要馬上知會聯盟或球團，球團會立刻處理，絕不姑息，一個有問題開除一個，兩個有問題開除兩個，球員自然不敢。

檢調現在作法不是在幫職棒，好比一個人有小病，醫生不趕快醫治，非要等到很嚴重了才要送開刀房，檢調現在作法就是如此，這方面，職棒二十年來政府是在原地踏步。

職棒受社會矚目程度高，經營職棒簽賭據報載利潤數億元，但政府查緝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以不痛不癢賭博罪輕判，每年例行的「查緝秀」攻佔媒體重要版面，實際上是重創職棒，黑道當然千方百計染指職棒。

資遣中廣員工案 趙少康敗訴

〔記者劉志原、陳尹宗／台北報導〕趙少康接手中國廣播公司後，中廣以緊縮業務等理由，資遣曾獲金鐘獎的資深廣播人葛大衛等人，台北地院審理認為，中廣資遣老員工後仍招募新人，以「緊縮業務」將員工資遣，已屬違法，判葛大衛等廿一人與中廣僱傭關係存在，並回復每月薪資二萬五千元至六萬元不等；全案仍可上訴。
中廣：業務考量精簡人事
對是否再上訴，中廣表示，要看到判決書詳細內容後再作決定。中廣也表示，當年從公營轉為民營，確實有以業務考量進行人事精簡，後來重新招募新員時，也向被資遣員工表達以他們優先錄用，但部份被資遣員工意願不高才公開招考。中廣強調，現在整體員工人數確實比之前少。
判決書指出，中廣除應回復葛大衛等人薪資外，也應自九十六年間資遣時補薪，廿二名員工至今共可獲補薪約二千二百餘萬元，其中張永萍因任職中廣時兼其他公司負責人，違反中廣內規，雖獲判可獲補薪資，但無法回任中廣。
原中廣「小珍的書房」主持人王崇珍昨說，同事很感謝法官魏式瑜明察秋毫，同事都希望能再回中廣工作，後續事項須與律師討論後再決定。
中廣資深員工葛大衛、史建平等人主張，趙少康接手後，於九十六年一月以緊縮業務、公司轉讓為由資遣他們，事實上，中廣頻道數及公司整體員工數未減少，顯然無業務緊縮問題。
趙曾出庭主張，有誠意請老員工回中廣，但只缺業務，而老員工不願當業務，他說：「哪有一個人一輩子只做一個工作？」趙強調，他發現中廣有很多冗員，不處理的話，電台可能倒閉，且在此前，許多員工也領五、六百萬元的年資結算金。
台北地院審理認為，中廣「寶島網」、「音樂網」至今未被收回，且中廣在資遣葛大衛等人後，仍招募新員工，中廣以「緊縮業務」為由資遣原告，違反勞基法。
至於中廣以「公司轉讓」為由資遣員工，法官認為中廣股權原屬華夏公司，後由好聽等四公司收購，但「中國廣播公司」的「法人格」未變動，不適用企業併購法中「公司轉讓時可資遣員工」的相關規定，判中廣敗訴。

德國 女性雜誌主動放棄專業模特

文化社會 | 2009.10.25

德國著名女性雜誌主動放棄專業模特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德國女性時尚雜誌Brigitte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世界出現了反對以骨瘦如柴模特為審美標準的趨勢。比如法國時裝界就自願放棄讓枯瘦模特參加T型台時裝秀的做法。德國知名女性雜誌"碧姬"決定從2010年起不再聘用專職模特，而選用普通的"鄰家女"充當雜誌時裝模特。此舉堪稱首創，也引起不同的反響。

德國耶拿大學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德國每三個年輕姑娘中就有一人在青春期節制飲食，而30%的高級文理中學女生出現飲食障礙。患病青少年人 數還在持續增加，而且年齡越來越小。儘管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目前流行的理想美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許多女孩子渴望像時尚雜誌中的模特們一 樣。

姬拉·雷曼和桑德拉·赫爾佐格都是15歲的姑娘，倆人是好朋友，她們倆都很重視自己的外表。姬拉說："個人的穿著打扮非常重要，否則會為人嘲笑，被 人在背後指指點點。我們學校就是這樣，如果你有穿戴時髦的朋友，即便你很胖也沒關係。但如果你是圈外人，根本不注重自己的穿著打扮，又很胖的話，問題就嚴 重了，你會受到同班同學的譏笑，他們也會在背後沒完沒了地說你的壞話。"

桑德拉也認為："人們應該讓自己穿得入時一些，有一定的品味 ，不能像個流浪漢一樣拉里邋遢。尤其在游泳的時候，如果你很胖，穿三點式就會很難看。"

儘管如此，姬拉和桑德拉對自己的身體有不同的要求。姬拉接受自己的身材，吃飯時不特別注意卡路里，顯得健康自信；而桑德拉則不是這樣。她對自己目前 的體重感到不滿意，儘管她一點也不胖，"是的，我想再瘦一些，就一點點。至少再減掉5公斤，這樣一來，我就可以穿所有的時髦衣服了，不至於看上去太難看。 我也去健身房鍛鍊，現在我已不再吃很多東西。"

少食，多運動是目前15歲族群的格言。但不應忘記的是，對這一族群來說，從節制飲食發展到嚴重的飲食障礙非常容易。患病青少年人數在德國有增無減，據一項調研結果顯示，患病族群的年齡越來越小。

現年20歲的卡蒂婭·舍勒就因患有厭食症不得不住院治療，由節制飲食而逐漸厭食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她很晚才意識到自己已病得不輕，"我很長時間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我當然知道自己瘦了，但這正是我想要的。可是後來，我骨瘦如柴，體重過輕，我才意識到出了問題。"

是否節制飲食會過渡到飲食障礙取決於很多因素。除了身體素質以外，個人的價值取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青春期，青少年尋找自己的認同感，經歷危機期，往往難以承受壓力。

一旦壓力太大，就會出現飲食障礙。但當前流行的審美標準也扮演一定的角色，身體心理醫學主治大夫卡門·布拉施克對此就十分瞭解："年輕姑娘們想減肥 的原因是想接近西方社會自上一世紀60代興起的審美標準。她們追求媒體中偶像，以此獲得別人的稱讚和承認。恰恰在年輕時代，人們以此定義自我感覺，因為這 一族群還沒有更多的人生經歷，知道通過其他方式也能展示個人魅力。"

德國和西方國家的審美標準並不一定能獲得其他國家的承認。許多國家將豐盈的身軀和高蹺豐滿的臀部視為女人的性感特徵。儘管如此，在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深入，西方的審美標轉逐漸風靡全世界。

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反對純粹骨感美的趨勢。繼英國時尚雜誌"Vogue"呼籲人們抵制聘用骨瘦如柴模特的時裝設計師之後，德國女性雜誌"碧姬" （Brigitte）也計劃從2010年1月起不再聘用職業模特，而是選用鄰家女充當雜誌封面和雜誌時裝模特，試圖結束追求誇張骨感美的趨勢。

姬拉和她的女朋友對這一做法表示擁護，否則如果在雜誌上看到骨感模特,她就自然而然地覺得自己太胖。

作者：Ulrike Hummel/祝紅

責編：葉宣

公司法律形式转变为欧洲公司/ 简称SE

The Allianz Group was reincorporated under a European Company Statute and, ... Allianz converted into a European Company (SE - Societas Europaea) in October

德国经济 | 2009.10.12

德国几家大型企业已悄然改变了企业形式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德国企业安联

在公众尚未察觉的情况下，德国的大型企业如安联、巴斯夫、保时捷和MAN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法律形式。他们不再是根据德国法律规定的股份公司，而是转变成为欧洲股份公司，简称SE。企业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这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并未影响到股票行情。两年多前，巴德霍姆堡的医药公司费森尤斯集团采用了欧洲公司这一法律形式。此后，费森尤斯集团的 股票行情依然同过去的走势保持一致。对于世界最大的化工集团巴斯夫而言，情况也是类似。去年转变为欧洲公司后，巴斯夫股票的行情同达克斯的股票走势相吻 合。对于费森尤斯集团而言，股票行情并不是将公司法律形式转变为欧洲公司的关键原因，费森尤斯集团公共关系负责人马蒂亚斯∙林克表示："目前费森尤斯集团 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2万7千名员工。这种基于欧洲法律的现代公司形式能够体现费森尤斯集团不断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并相应地促进我们开放的企业 文化。"

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以及慕尼黑的MAN集团对于转变为欧洲公司的法律形式都给出了相同的理由。国际化与开放的企业文化是关键词。这首先就能够体 现在监事会的构成。股份公司中，监事会中的雇员席位通常只由德国员工构成。马蒂亚斯∙林克认为，欧洲公司的形式能够创造新的行动空间。马蒂亚斯∙林克表 示："也就是说，在欧盟内，所有在欧盟地区或在欧洲经济区工作的员工现在都有机会，参与监事会雇员代表的选择。"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保时捷也转变为欧洲股份公司

这样也符合工会的要求。德国工会联盟长期以来都希望促成监事会的雇员组成国际化。欧洲公司这一法律形式将使得监事会中的权力关系朝着有利于雇主的一 方变化，因此在工会方面很少获得赞成。股东权益代表克劳斯∙尼丁认为，税收问题也对股份公司向欧洲公司转化起到作用。他表示："现在，在一国上市的股份公 司如果从事跨国业务或者建立了跨国集团，当然会遇到公司组织形式的问题。而通过欧洲公司的形式，这一切就得到了简化。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提供相 应的国际税收优势的国际法律形式。"

因此克劳斯∙尼丁认为，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股份公司将他们的法律形式转变为欧洲公司。但是不会形成大批企业转变公司形式的潮流。他说："企业采用欧洲 公司的法律形式是一个持续的潮流。我认为，人们必须首先在实践中习惯某些东西，首先看看其他人是怎么做的，这才合理。因此在我看来，人们必须谨慎地采用这 种法律形式。"

上市公司从欧洲公司的形式变回股份公司的形式，这样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发生过。

作者:Peter Kochanski / 余思

责编：谢菲

Everybody’s Business

Looking at Life as One Big Subscription

By DAMON DARLIN

Published: October 10, 2009

EVERYWHERE you look these days, businesses are selling subscriptions. Cable television, Internet and cellphone services are sold that way. So are business software, office printing and car rentals like Zip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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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For a business model that was used by publishers of periodicals back in the 17th century, subscriptions seem as functional and popular as ever for a variety of goods and services. Periodicals themselves are suffering — Condé Nast announced last week that it was closing Gourmet and three other magazines — but not because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e practice of selling subscriptions.

Marketers like them for good reason: Convince someone to take a subscription, and the revenue flows in for months to come. “It is amazing how inertia takes over,” says Peter S. Fader, a market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yone who has signed up for a gym membership that is paid for but not used understands the genius behind subscriptions.

There is another reason that marketers use them: When a product has built-in obsolescence, like new versions of software or a magazine with a short newsstand life, subscriptions extend the ownership period. “It removes the impedance to upgrading,” says Erica Mina Okada,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arket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Most of us mentally account for nearly all the money we spend, whether or not we realize it. We assign a book value to a purchase, Professor Okada says, based on what we pay. Usually we won’t replace that product until we think we’ve gotten our money’s worth. That explains why some people continue to wear ill-fitting shoes rather than chucking them.

The rational way to think about your purchases, says V. Seenu Srinivasan, a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is to replace a product when the benefits of a new version outweigh the costs — financial and psychological — of upgrading. (He has developed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forecasting when consumers will upgrade, based on this theory.)

A subscription moves consumers over the hurdle of mentally depreciating an existing asset. When you go on vacation and don’t get any movies from Netflix, it is easier to accept having wasted $30 for your subscription that month than it would be to have bought a $30 DVD and never watched it.

Marketers love the subscription concept, but is it any good for consumers? It sometimes seems as if cellphone deals were designed to alienate customers rather than to lure them into that sweet garden of inertia.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eard someone say, “I can’t wait to get out of my cellphone contract”? In many cases, the customers think they are paying too much because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the subscription bundles the price of the phone with the price of the service. (That’s one purpose of early termination fees,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hardware. Another is to keep you from canceling your subscription.)

Some of the madness of the recent housing bubble can be blamed on an extension of the subscription mentality. What exactly were homeowners doing when they bought a house for little or no money down with the intention of holding it for two or three years before upgrading to a better home? They were treating an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as though it were just another consumable product, to be disposed of with the same emotion one shows in recycling a monthly magazine.

People who thought of their home that way got away with it only as long as the home’s value grew enough to let them sell and trade up.

But thinking of other kinds of purchases as subscriptions may actually be useful,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often-replaced products.

My colleague Saul Hansell has pointed out in the Bits blog of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you essentially do that when you buy PCs or digital cameras. Those who love technology might pay $900 every two years to get a new and improved product, and more utilitarian users might spend $300 every four years. Those who see technology as a bother might shell out $150 every eight years to upgrade.

Frugality is a virtue, as we remind ourselves during this recession. But it’s not ridiculous to spend on upgrades. Certainly some people value them more than others, just as some value the premium HBO cable package or unlimited texting on their cellphone plan. But a consumer can become more efficient by upgrading to a more fuel-efficient car or by buying a computer that crashes less often or boots more quickly. A new smartphone gives a pers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everywhere, a liberating experience for anyone searching for a restaurant or a theater where no computer, bookstore or newsstand is nearby.

PROFESSOR OKADA, who has studied how marketers persuade consumers to replace what they have, says, “People don’t upgrade as frequently as they should if they were acting rationally.”

If more people thought this way, it could fuel consumption. Of course, it would also be likely to expand our disposal society. The two-year-old DVD player from Best Buy or the lightly used Leksvik bookcase from Ikea will be piled out by the curb next to ol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 publishers of those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recognize that the curbside stack is dwindling, and most know that they must offer their products online. Every media company on the Web seems to b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return to paid subscriptions. It may be a lost cause, but new electronic reading devices like the Kindle or the rumored Apple tablet computer could offer a means to wean readers from the free business model.

“It’s hard to initiate subscriptions,” Professor Fader says. “But once you get them over that hurdle, great things happen.”

Idea

Flexibility

Oct 9th 2009
From Economist.com

A firm’s ability to respond to changes in its environment both rapidly and at low cost

In a business context, flexibility can refer to a number of different ideas. Today its most common usage is in the workplace where it refers to such things as flexi-time, variable hours and extended periods of leave. But the word has a longer pedigree in the area of strategy, where it generally refers to a firm’s ability to respond to changes in its environment both rapidly and at low cost. In the (limited) sense that strategy is an unchanging commitment to something, it is the antithesis of flexibility.

A firm’s strategic flexibility depends partly on its liquidity, since its ability to respond speedily is inevitably determined by its access to fund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depends on its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on the way in which its various units work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freedom they have to take decisions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The trade-off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firmness has been a long-running subject of management discussion. Julian Birkinshaw, a professor at London Business School and author of “The Flexible Firm”, wrote an article in the summer 2004 edition of the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called “Building Ambidexterity Into an Organisation”. In it he says:

For a company to succeed over the long term it needs to master both adaptability and alignment—an attribute that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mbidexterity.

For adaptability, read flexibility; and for alignment, read firmnes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ambidexterity, is a term which Birkinshaw claims was first used in this sense in 1976.

Sumantra Ghoshal put the dilemma slightly differently. In an article in the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in autumn 2002 he wrote: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enduring tensions in all but very small companies is between sub-unit autonomy and empower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overall organisational integration and cohesion on the other.

Autonomy and cohesion; adaptability and alignment; flexibility and firmness. The words are different though the dilemma remains the same.

For most of the past century, firmness has had the upper hand in corporate strategy. Companies have set themselves on a particular course, and it has taken a huge effort to divert them. A big company, wrote one author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is a bit like an oil tanker. There is no way it can turn on a six-p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companies have come to value flexibility more and more, and have looked for ways in which they could, indeed, turn on a sixpence. Peter Brabeck, when head of Nestlé, set out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to transform the company from being run “like a supertanker” into being more like an “agile fleet” of vessels, a fleet that called into action different business units to seize different market opportunities as and when they arose.

Some, however, felt that the enthusiasm for flexibility went too far. A senior executive at Yahoo! was report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December 2006 as having written an internal memo bewailing the fact that:

We lack a focused cohesive vision for our company. We want to do everything and be everything to everyone…We are scared to be left out. We are reactive instead of charting an unwavering course. We need to boldly and definitively declare what we are and what we are not.

In his book “Does IT Matter?”, Nicholas G. Carr, an editor a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found a compromise. Writing of the future, he said:

Successful companies will therefore work to establish and protect distinctive strategic positions even as they use more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s stepping stones to new advantages. They will be, so to speak, flexibly inflexible.

Further reading

Birkinshaw, J. and Hagström, P. (eds), “The Flexible Firm: Capability Management in Network Organiz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irkinshaw, J., “Building Ambidexterity Into an Organisation”,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4

Carr, N.G., “Does IT Mat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rros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4

U.S. Begins Antitrust Inquiry of I.B.M.

By ASHLEE VANCE and STEVE LOHR

Published: October 7, 2009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s started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whether I.B.M. has abused its monopoly position in the market for mainframe computers, which remain vital to many of the world’s largest businesses. This month, antitrust regulators 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began seeking information about I.B.M.’s business practices from companies that compete with I.B.M. in the market for large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people who had been contacted in the inquiry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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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followed a complaint filed by the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a trade group with a history of involvement in antitrust disputes. The organization, which is backed by I.B.M. competitors like Microsoft and Oracle, contends that I.B.M. stymied competition in the mainframe market and blocked efforts by competitors and potential partners to license I.B.M.’s software.

The complaint follows similar legal action taken by T3 Technologies against I.B.M.

T3, a small company that resold mainframelike computers, filed an antitrust complaint against I.B.M. in January in Europe. T3 also filed a civil suit against I.B.M. in the United States. Last week a federal district judge in New York dismissed that case. T3 said it planned to appeal.

Steven Friedman, the president of T3, said he had received a formal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from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bout I.B.M.’s actions in the mainframe market. “They asked for a very broad set of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he said.

Edward J. Black,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confirmed that it had filed a complaint against I.B.M. with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that investigators had contacted some members.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woman declined to comment.

The inquiry is the early stages and may not result in charges against I.B.M. The last time federal regulators pursued an antitrust suit against I.B.M. in the mainframe market, the result was a humbling setback for the department whe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dropped the case in 1982, after 13 years.

In a statement on Wednesday, I.B.M. cited the judge’s ruling last week against T3 and said, “We continue to believe there is no merit to T3’s claims.”

“We understan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asked T3 for documents from the litigation,” I.B.M. said. “I.B.M. intends to cooperate with any inquirie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ile sometimes called the dinosaurs of computing, mainframes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business. The systems are estimated to handle 50 billion transactions a day in such areas as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s, health records and accounting.

Mainframes are also important to I.B.M. About 25 percent of its $104 billion in annual revenue comes from the sale of mainframes and associated products like storage systems, software and services, said A. M. Sacconaghi, a securities analyst with Sanford C. Bernstein.

Historically, I.B.M. has faced off against competitors in the mainframe market. Past rivals, including Amdahl, Hitachi and Fujitsu, built computers that could run I.B.M. software, which was a standard for mainframes.

Most rivals abandoned their mainframe systems when I.B.M. developed more advanced chips for its machines, in part because of the cost of moving to the new chips.

More recently, smaller companies and even individuals have worked to create software to mimic mainframe functions on lower-cost, mainstream computer servers.

One start-up called Platform Solutions had modest success with this approach earlier this decade and drew the interest of Hewlett-Packard, which held discussions about buying the company.

I.B.M., however, declined to license its mainframe software to Platform and sued the company. Last year, I.B.M. acquired Platform for $150 million and discontinued the company’s computer systems.

I.B.M.’s decision not to license its mainframe software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the antitrust complaints against it. In addition, competitors have argued that I.B.M. has stepped up aggressive tactics to block them from selling products that can lower the cost of mainframe technology.

But I.B.M.’s opposition to licensing its technology to outsiders is not enough to build a successful government antitrust case, said Andrew I. Gavil, a law professor at Howard University. More likely, Professor Gavil sai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s investigating to see if I.B.M. is engaged in other tactics that might be anticompetitive.

In the ruling in the private case last week, Judge Lewis A. Kaplan of Federal District Court in Manhattan found that I.B.M. had invested heavily in its modern mainframe technology and its decision not to license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has undergone an accelerating wave of consolidation as companies like Hewlett-Packard, Oracle, EMC and Dell have made large acquisitions. The deals reflect a desire by large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offer a wider range of hardware, software and services so that customers see them as one-stop shops.

Analysts contend that I.B.M.’s dominance in the mainframe market gives it a major advantage because it deals with its customers’ mos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ey also say that I.B.M.’s practices have resulted in higher costs for custo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