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2009.11.14
前东德国安资料馆馆长谈还历史真相
记者：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的今天，对您而言最为关键和主要的感受是什么？
高克：幸运与感激。其实我并不总是大众中的一员，但在这一点上我和大部分人民都有同样的感受，不仅仅是因为柏林墙的倒塌。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很好的 信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不仅我们德国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历史时刻。但我一直思考，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如此 的友好，而是因为在那之前四个星期，也就是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有数千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和软弱，走上街头高喊：我们是人民。当时产生了一种强大 的、出人意料的力量，使我们自我克制，同时这股力量也促使执政者思考，必须要发生一些什么。对于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来说，这空间太过狭窄，于是柏林墙被推 翻了。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我会回想1989年的秋天，那个在秋季到来的"春天"。我当时在罗斯托克，在这个城市，人们第一次真正地大规模聚集在街头，那 是在10月19日，莱比锡的和平游行则是发生在10月9日。人们克服了常年累积的恐惧，鼓起勇气，进行反抗，并重新定义自我，高喊"我们是人民"。这一切 酝酿了11月9日的到来，并赋予这一天以特别的庄严与力量。当人们赋予自己权利时，柏林墙倒塌了，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
记者：经年累月，如果这一历史画面被那些不了解前东德，或者说没有在成年之后经历前东德年代的人们逐渐淡忘，您对此是否有忧虑？
高 克：如果人们总是沉溺于无知，而不热衷于政治觉醒，那当然值得担忧。只是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其它的时代。总是有很多人怀旧，战后也是。可惜我已经是第二次经 历这样的情形：有人说，希特勒时代也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糟糕，既然有了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说当时的体制也并不是那么糟糕。这就好比智利人、阿根廷人或 是西班牙人在说，啊，皮诺切特时代、魏地拉时代或是佛朗哥时代也不是那么糟糕。有这样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的好处，他们仅把把自由看作是人们可以失去 的空间。这种想法是可悲的，我很高兴，德国的政界也考虑到那些同大多数人观点不同的人的视角。
记者：现在左翼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要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针对个别的情况对待过去的历史？勃兰登堡州州长马蒂亚斯∙普拉策克主张，那些曾经为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也应当被接纳。他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战后在联邦德国，纳粹和党卫队成员也有机会。您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主张么？
高 克：现在，马蒂亚斯因为他关于党卫队的言论已经遭受了足够多的责难。但是我们还必须要说以下几点：首先，我们没有像战后时期"去纳粹化"那样实行"去共产 主义化"，当时有200多万人被剥夺公职。第二，当时从公共事业部门中清除曾为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员，也只去除了50%的国安部工作人员。在各州的 内政部，比如警察局，有约50%的前情报人员在继续工作。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原来的共产党员以及30%到50%前情报人员可以继续留任。这已经不能说是同 旧有体制特别对立。如果普拉策克还想要更进一步，那我认为，他不应马上提出庞大的和解计划，而是应该简单地说，他选择红红联合执政（社民党与左翼党）对于 国家而言有哪些好处--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例如他认为，基民盟党内矛盾过大等等。我认为这并不好，原因是：和解是很简单的。如果做过错事的人说出真相，并 且人们基于这个真相愿意立即直接和解，如果这真相中还含有认罪的成分，也许还有一点悔过之意，那么这本身就伴随着内在的团结与和解。但是只要左翼党从人员 组成以及政治理论方面同过去的独裁还存在紧密的联系，那么许多人，也包括我，就会称之为"机会的民主主义者"。
记者：高克先生，马蒂亚斯∙普拉策克这篇上周在《明镜周刊》发表的文章中有让我感到吃惊的地方。他在其中也举了例子。据我所知，过去的20年中，接受纳粹融入社会这一实践在联邦德国引发了抗议，也就是在1968年的时候。类似1968年的针对纳粹的事件在前东德并没有发生过。人们当然会问，现在柏林墙倒塌已经20年了，我们对待社会主义是否还需要采用"1968年"的方式？
高 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您说得很对。人们从德国的政治文化中也感觉得到，1968年的运动在哪里发生了，而在哪里没有发生。人们从许多其它的事 情上可以感觉到，东德的企业中没有自由工会，我们的学校里举行升旗仪式，开设军事课程，我们没有校报和班长，有的是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书记。自由的企业和学 校与独裁时代的企业和学校是不同的。这当然是值得反思的。我们为什么这样使自己适应那个社会？为什么我们承担个人的责任是如此困难？不是因为东德人性格脆 弱。东德人是伟大的，但其中也有一些不理智的人，就像全世界各地的人一样。但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他们只是还需要更长的锻练时间，去培养这种独立负责的行 为方式。西部在这方面当然有一定的优势，但仅此而已，这并不是性格方面的优势。
记者：现在20年过去了，您认为，这些所欠缺的训练是否已经得以弥补？或者说，另一种梳理历史的方式将获得成功？
高 克：值得注意的是，同战后不同，我们马上开始睁大眼睛，采取公开行动，将共产主义非法化。我们了解关于共产主义的一切，我们通过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收集的卷 宗了解到它的精密结构。我们从68年的运动中吸取了经验。因此我们对待独裁的做法不是对其保持缄默，或是将它掩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知情 者，同时却有很多西德人说，请不要再提过去的历史，我们根本就不愿意知道得那么详细。而且我们也并不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这种作用影响到了公众，这种道德 净化的回忆，人们承认自己的罪过，允许悲痛和羞愧。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一直在等待一种比个别政治家或个别团体的表态更深入的行动，这样民主社会主义党 （PDS）那些真正理解民主的人们，能够开始对其党内的红色反动分子直言不讳，将自己同那些对独裁进行美化和曲解的人区分开来。
记者：您还指出：在这种情况和体制之下，如果犯了错的人认罪，但人们是在一种人人都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压力之下做出决定，同谁合作，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考虑什么对我自己的事业是有价值的，这是否起作用？现在这还重要么，或者说这是无所谓的？
高 克：不，一个人是否使自己适应环境，这当然不重要。我之前也说了，那些合格的人能够继续工作。他们也没有被清除出去。我指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 成员。但是罪过是值得关注的。许多人认为，人们不必谈论它，它能够自动消失。我们德国人学到的经验正是：一个国家如果承担其罪责，那么它就不会迷失自我， 这个国家就会获得新的面貌，是可以信赖的，这不仅是针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对于本国的国民也是如此。这样，同本民族的距离会转变成肯定，但并不是通过逃避。 因此我呼吁：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而是我们期待这个进程能够继续下去：澄清真相与罪责--不仅是刑事方面的罪责，还包括政治责任与道德上 的罪恶。这是一个有益的过程，最终能够实现解脱。现在，如果自欺欺人地说，一切都非常和平，而不去探讨那些应当探讨并正在探讨的东西，那这将是一种虚假的 和平，我不愿意指望这种和平，我们也不需要这种和平。
作者：Bettina Klein / 余思
责编：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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