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證據力挺供應學派理論 wsj

新證據力挺供應學派理論
2008年06月23日11:20

Keith Marsden

上

世紀80年代初﹐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採納了一小批供應學派(Supply-Sider)經濟學家的觀點。這些學者認為﹐減稅與精簡政府能夠刺激經濟增長﹐鼓勵進取與努力工作﹐提高儲蓄與投資水平。這些觀點當時遭到了普遍嘲笑﹐甚至被嗤之以“巫毒經濟學”的惡名。

雖然里根的確成功地降低了某些稅賦。但當時由於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削弱了減稅措施的效果﹐導致了巨額的政府預算赤字。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後﹐現在有更多的國家走上了減稅和克制政府干預的道路。那麼他們在這條道路上進展怎樣﹐又成效如何﹖

我今年在倫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發表了一篇題為《Big, Not Better﹖》的研究報告﹐回顧分析了2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在過去20年的表現。

我將這些國家分成兩組進行對比﹐每組10個國家。前一組的國家政府規模較為精簡﹐財政收入與支出水平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0%以下。它們分別是澳大利亞、加拿大、愛沙尼亞、香港、愛爾蘭、韓國、拉脫維亞、新加坡、斯洛伐克以及美國。（以下簡稱小政府國家）

另外一組則走的是高稅收、大政府模式﹐它們分別是﹕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葡萄牙、瑞典以及英國。根據國民收入總值﹐兩組國家都含括了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小經濟體。而且兩個組的平均人均年收入也相差不大（2005年分別為27,046美元與30,426美元）。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公佈的數據﹐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大多數國家政府都下調了最高稅率﹐降低了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但小政府國家在這方面進展更為迅速﹐成效也更為明顯。這些國家的平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1996年的36%一路降低到2006年的30%。相應地﹐同期企業稅最高稅率也從30%調降至22%的平均水平。這10個國家財政總支出佔GDP的平均比重也從此前20年的平均最高水平40.4%降到了2007年的31.6%。

2000年至2005年﹐這些小政府國家的投資保持了平均每年5.9%的增長勢頭﹐增速快於此前10年的3.8%。2000年以來﹐出口每年增長6.3%。這些強勁數據帶來的最終結果就是經濟的加速增長。據IMF的數據﹐1999年-2008年（包括對本年度的預期）﹐上述小政府國家GDP年均增長率為5.4%﹐增幅高於此前10年的4.6%。

與此同時﹐大政府國家在減稅方面進展較為緩慢。他們平均的個稅最高稅率從49%降至45%﹐企業稅率從35%下調至29%。而且﹐財政支出佔GDP的平均比重只是從最高時期的55.2%下降至48.3%。

因此﹐那些大政府國家無法產生或吸引更多的投資基金﹐難以在全球市場取得競爭優勢。2000年至2005年﹐這些國家的投資增速放緩到0.8%的年均水平﹐遠低於1990年至2000年的4.1%。同期﹐出口年增速降至3.1%﹐較1990年至2000年的6.1%幾乎回落了一半。1999年-2008年﹐這些國家平均的年均GDP增長率為2.1%﹐低於此前10年的2.3%。

而且﹐大政府國家的財政預算也未能實現平衡。2006年﹐這些國家的預算赤字佔GDP比例平均達到1.1%﹐而小政府國家則實現了佔GDP 0.3%的預算盈餘。當年﹐大政府國家淨政府債務平均佔GDP的39.2%﹐這一比例比小政府的四倍還高。大政府10國的債務利息支出平均佔GDP的2.3%﹐而小政府10國的這一比例僅為0.5%。

小政府國家還在社會其他方面取得了更為明顯的進步。從1995年到2005年﹐這10個國家平均的就業年增速從0.9%提高到了1.7%﹐增速快於大政府國家。2000年以來﹐小政府國家年輕男性和女性的失業率都一直呈下降趨勢。小政府國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也增長更快。這使得他們的實際消費從2000年到2005年保持了4.1%的年增長﹐快於1990年至2000年2.8%的增速。而在大政府這邊﹐同期家庭消費增長放緩至1.3%的年均水平﹐低於1990年至2000年2.1%的增速。

在小政府國家﹐雖然政府削減了整體稅務負擔﹐但由於經濟增長加快﹐因而財政收入也加快增長﹐這恰恰符合供給學派的觀點。

在利用醫療資源方面﹐小政府國家也似乎效率更高。2004年﹐大政府國家醫療項目總支出佔其GDP的9.5%﹐較小政府國家平均水平高出了1.6個百分點。然而﹐小政府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自1990年以來一直加速增長﹐2005年平均預期壽命達到了78歲﹐只比大政府國家平均水平少了一歲。儘管新加坡政府與民間醫療項目總支出只佔其GDP的3.7%﹐但該國人均預期壽命目前卻高達80歲。

最後﹐大政府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例如失業與傷殘救濟、住房補貼以及政府養老金）也高於小政府國家﹐2006年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分別為20.3%與9.6%。但更高的社會福利支出似乎並沒有創造更加平等的社會收入分配。兩組國家的基尼係數相差無幾。

其他因素也推動小政府國家明顯縮小了收入差距。這些因素包括﹕工資設定慣例、儲蓄習慣、雇主出資的退休金計劃以及大家庭的收入分享。

過去10年兩組國家的國防支出佔GDP比重都在下降。小政府國家這一比重平均下降了0.1個百分點﹐至2005年的2.2%﹐但仍較大政府國家高出了0.5個百分點。大政府國家中﹐武裝部隊人員佔總勞動人口的平均比重從1995年的1.5%下降至1.1%﹐而小政府國家這一比重卻平均從1.5%上升到了1.7%。

我沒有獲得治安與安全支出方面的完整數據。但分析11個數據完整的國家﹐小政府國家似乎更為重視這一方面。2006年﹐他們在這方面的支出平均佔其GDP的1.8%﹐而大政府國家這一比重為1.5%。

早期的供給學派學者們是正確的。儘管社會曾普遍認為﹐減稅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公眾服務質量﹐拖纍經濟放緩﹐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但我的研究結果有力反駁了這一觀點。對於今日的決策者來說﹐他們更應當注意到減稅與精簡低效的政府項目在刺激經濟走出疲軟方面的作用。

（編者按﹕Marsden是倫敦政策研究中心的會員。他此前曾是世界銀行的顧問﹐並在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擔任過高級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