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 獨家分析：反腐運動是否在削弱中國經濟增長？

獨家分析

反腐運動是否在削弱中國經濟增長？

Nathaniel Taplin

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中國的貪腐問題非常嚴重，但經濟增長也非常迅速。近年來，按大多數標準衡量，中國的腐敗程度減輕，但經濟增長也在放緩。 這或許並非巧合：越來越多的研究暗示，在缺乏深層次機構和金融行業改革的情況下，一定程度的貪腐活動實際上可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十分重要。 2012年上台以來，習近平政府的一個標誌性舉措就是迫使不守規定的地方官員受到約束。針對官員腐敗行為的廣泛嚴厲行動幫助他鞏固了地位和權力。但切斷企業與政府打交道的替代渠道可能令小型、私營企業受創最重，這些企業在中國官僚系統中本就處於不利地位。而正是這些企業推動了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爆炸性增長，因此，這成為一個大問題。

腐敗是出了名的難以衡量，不過，自習近平發起反腐行動以來，兩個廣為引用的指標——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世界銀行的腐敗控制指數(control of corruption)——都大幅改善。2011年，中國在世界銀行的腐敗控制指數排名中位列37%的國家之前，到2016年位列49%的國家之前，排名大幅改善。2011年至2015年間，因違紀受到處罰的官員數量增加了一倍多，達到逾30萬。 甚至在習近平主政之前，學者們就已經在強調貪腐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奇怪關係。基本的論點是，當法院和市場等公共機制公平且運轉良好時，腐敗會損害增長。反之，且當官員與經濟增長存在直接利害關係時，適度的腐敗可以幫助地方官員和企業規避低效的機制或不合理的監管規定。 《中國經濟評論》(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年的一篇文章著重提到了從企業層面看這種關係的運作方式。這篇文章的撰寫人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經濟學家。他們發現，反映潛在腐敗活動的指標（這裡指的是企業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天數）是銷售增長中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就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而言。 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那些難以獲得融資的企業來說，這種影響被放大了——這是中國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中國的國有銀行體系嚴重偏向國有企業。這表明，除了反腐運動外，還有北京從2016年末開始嚴厲打擊影子銀行的舉措，令經濟增長引擎面臨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在過去，民營企業可能已經找到了彌補資金短缺的辦法。但如今，官員們害怕越線。

更多的近期調查也發現了類似的關係。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2019年5月發表的一篇由白重恩、謝長泰和宋錚撰寫的論文指出，中國私營公司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從當地政府領導獲得特殊交易，從而使他們要麼能夠打破正常規定，要麼獲得更有利的資源渠道。他們發現，擁有更強政治關係的私營公司能取得更快速的增長，並且更易獲得銀行貸款。 打擊腐敗的行動可能也在以更為不易察覺的方式在削弱經濟增長。長期以來，學者們都強調指出，在提升公共收入和增長的各種不同地方性舉措中，中國的官僚模式是如何促進了競爭和試驗，直接影響到地方官員的政績。成功的試驗包括中國的經濟特區，政府中的不同派別都能夠以特區為由推行他們的政策，並隨後推廣至全國範圍。允許一定數額的賄賂以及可帶來非稅收收入的創意，比如建設許可費，能讓地方官員與增長存在直接利害關係，並削弱他們對改革的抵觸程度。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洪源遠(Yuen Yuen Ang)在2017年發表在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這種中國官僚體制的「特許經營」模式。她還指出，許多在反腐行動中落網的地方官員在倒台前都被認為表現出色。在《南韓時報》(Korea Times) 10月份的一篇社論中，洪源遠說，她即將發表的對市委書記職業生涯進行的研究顯示，因腐敗指控而倒台的市委書記中有40%在過去五年中得到了提拔。 通過如此有效地摧毀相互競爭的派係，並重新調整地方官員的激勵措施，使其不與增長和創業精神掛鉤，而是轉為與嚴格遵守北京方面的指示掛鉤，習近平政府可能也無意中削弱了前習近平體制的一大優勢：創造力。 此前不受約束的地方官員也製造了很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過度投資和鬆懈的環境監管。在應對這些問題方面，習近平政府的措施一直很有效。然而，代價是巨大的，尤其是在缺乏運行良好的市場和公平的法庭來幫助最好的公司獲得資金、挑戰不公平的監管和抵禦具掠奪性的國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 一個非常清廉的中國官僚體制帶來的問題可能與其解決的問題一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