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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9日 星期三

消基會「友善調處聯盟」福特六和等

福特六和領先成為消基會「友善調處聯盟」成員 2013-05-30
(記者黃秀麗台北報 導)為響應消基會政策,福特六和率先與與國內九大優質企業共同成為首屆「友善調處聯盟」成員,致力為消費者建構更優質、更具保障的服務品質與購物環境,以 積極行動落實QualityCare「就是為你用心」的服務精神。福特六和榮獲《遠見雜誌》2012年傑出服務「汽車保養銷售類第一名」殊榮;2013年 再接再厲,以多樣獨家活動回饋車主!「優質服務節」優質服務之星票選活動邀請回廠車主票選優質服務人員,並享免費機油抽獎!整體活動獲得全台17,000 名車主認同,超過600名福特專業服務廠人員贏得車主肯定。為照顧數量日益成長的女性車主,福特成立Ford Lady’s Club,即日起所有女性車主只須於全省保養據點消費不限金額即可入籍,享受福特準備的多項好禮及免費服務,每周四服務人員還會穿著幸運草好運衫為女性車 主提供貼心服務,讓每一位進廠的女性車主皆能享受舒適愉悅的駕乘體驗。

福特六和與信義房屋、光泉牧場等國內共十家優質企業,成為消基會領導之「友善調處聯盟」首屆成員。「友善調處聯盟」是由消基會所成立,旨在為買賣雙方成立 一個透明、有效率的溝通機制,入會會員需在消費糾紛發生後十天內主動回應處理進度,提供消費者快速、積極的服務。福特六和營銷服務處副總程春午表示:「秉 持QualityCare『就是為你用心』的信念,福特將恪遵『友善調處聯盟消費糾紛處理規則』,並希望福特六和的參與能號召更多同業加入,積極處理所有 消費者回應,創造一個良性溝通的服務與溝通平台。」

台灣是北美地區外最先導入QualityCare專業原廠服務的海外市場,足見福特對台灣市場與消費者的重視。歷年來福特六和以實際行動落實 QualityCare「就是為你用心」的信念,包括全台展示中心、服務廠全面e化升級服務等,透明化且有效率的維修服務,使得福特汽車於2012年榮獲 《遠見雜誌》「第一線服務品質大調查」中「汽車保養銷售類第一名」的殊榮。福特六和更再接再厲於2013年舉辦「優質服務節」優質服務之星票選活動,透過 消費者的建議與回應,持續追求更高的顧客滿意度。許多車主特別留言肯定福特的進步,還有車主留下「福特有你真好!客服24小時全年無休,熱心也是全年無 休!」的感動留言。

福特六和優質服務之星票選活動三大組別(服務專員組、出納組和技師組)冠軍於五月底產生,分別由台南瑞特汽車永康廠孫莉娜、新竹新苗汽車香山廠胡淑錦、雲 林瑞特汽車虎尾廠顏竹松摘下桂冠殊榮,以專業和誠摯的服務精神備受車主讚揚。福特六和總裁范炘表示:「福特首次舉辦『優質服務節』活動,特別感謝我們每一 位同仁的用心、耐心和努力,謝謝他們珍惜每一次與顧客接觸的機會,讓顧客真心體會我們的用心,往後福特也將秉持『就是為你用心』服務承諾,持續為台灣消費 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針對廣大女性駕駛族群,福特汽車更創新成立Ford Lady’s Club,期望帶給每位消費者恰如SPA館的貼心保修體驗。車主於全台福特QualityCare專業服務廠不限消費金額即可享有Ford Lady’s Club會籍,除了享有入會禮、活利集點好禮、生日禮和免費氮氣填充服務外,服務人員亦貼心提供HOLA嚴選香氛袋,更於每周四Lady’s Day穿著幸運草好運衫迎接每一位Ladys。此外,Ford Lady’s Club會不定期舉辦會員專屬活動,隨機抽出幸運會員參加,近期和 HOLA 合辦的「居家美學課程」大受女性消費者好評,歡迎車主前往福特QualityCare專業服務廠,享受福特汽車提供的專屬獨享好康。

圖說:福特獨家為女性車主推出Ford Lady's Club會員活動和專屬好禮,即日起於全台福特QualityCare專業服務廠不限消費金額即可入籍,期望帶給每位女性恰如SPA館的貼心體驗

2013年5月28日 星期二

小米科技雷軍站在颱風口



二○一一年底,鴻海開始接小米機訂單,成長爆發力強。讓郭台銘在今年初,親自拜訪這位具有潛力的未來之星。
短短一年多,小米員工從四百人擴增到兩千五百人。剛遷入新辦公室,員工又喊不夠用了。
在後進廝殺慘烈的智慧手機市場,手機業新手的雷軍,硬是創造出「小米速度」。
「小米發燒友」的力量
「雷軍的思路很大膽。他是用互聯網(意指網路)的精神,在賣小米機,是一個商業模式的創新,」手機晶片大廠——高通全球副總裁沈勁觀察。
「小米速度」的關鍵,在於雷軍打破傳統手機品牌的銷售模式。在網路上建立一個,彷彿蘋果迷般忠誠的「小米發燒友」社群。
「我們和蘋果不同。賈伯斯是天才,他創造蘋果。小米則是百萬人參與的群眾運動,」外界把小米和蘋果相比,雷軍急忙澄清。
這確實是網路上的群眾運動。
在小米發燒友心中,雷軍的地位是如同賈伯斯一般的「神」。
兩年多間,小米累積超過六九五萬名官方網站註冊的發燒友。
小米透過解決這群龐大發燒友的需求,進行產品「由下往上」的創新。且是按照發燒友在網路上的訂單量,先收錢,才決定手機生產量,不用背庫存。更透過網路進行銷售,省去實體通路成本,再回饋給發燒友的手機價格。

進入小米社區網站,裡頭有論壇版、小米粉絲自發的社群網,如用小米手機製作漫畫《絕望的屌絲》。粉絲還分省組成同城會,如「西安同城會」,上頭是粉絲聚會的消息分享。
小米派專人打理粉絲意見,把意見需求分類。開闢論壇,由粉絲擔任版主管理粉絲。台灣也有一名研究生是小米粉絲,現在成為版主。甚至,粉絲有自己的名人堂。
「雷軍讓他們參與,了解他們的需求,他就傾聽改進。甚至還為粉絲講解小米機設計到生產的過程,」高通全球副總裁沈勁,觀察雷軍創造粉絲黏著度的手法。
發燒友一提出軟體介面需改進之處,小米人員立刻回覆。軟體更是每週更新。
雷軍很技巧地將主導權,透過網路的及時性,分享給年輕的小米粉絲,讓他們為小米做口碑行銷。
「小米有很強的社群網路,」集邦科技記憶體儲存事業處分析師繆君鼎說,小米因此省掉行銷費用。「雷軍在網上和用戶互動,就是活廣告。如果三星行銷費用佔產品三成,小米連一成都不到,」他說。
小米機每週二中午十二點開放購買,每次只開放兩到三分鐘。在網路上排隊的人有多長?雷軍透露,約一、兩百萬人。最長的一次,排九二八萬人。當中,只有二、三十萬人能買到。
「這根本是飢餓行銷,玩期貨,」曾有網友怒批。也讓小米黃牛機在網路上流竄。
以軟體人的思惟經營手機

雷軍顛覆傳統手機業的經營手法,用網路社群賣手機。這是他累積二十年的的爆發。
武漢大學畢業後,雷軍進入中國最早的軟體公司——金山軟件,一路做到副董事長。在金山軟件○七年上市後,雷軍被稱為「軟體教父」。
不到四十歲,他就退休當天使投資人(指提供創業資金以換取可轉換債券,或所有權權益的富裕個人投資者)。一路投資過中國網路快速時尚網站——凡客誠品。還參與了卓越網的創辦,之後賣給電子商務巨擘——亞馬遜。

「軟體人的思惟和做硬體出身的人不同。加上雷軍對網路、電子商務都很熟悉,創造小米模式,並不令人意外,」一名台灣行動裝置品牌廠副總觀察。

台灣手機業者是從硬體創新出發,雷軍則是從軟體出發,商業模式迥異。前者是工程師心態出發,以製造最佳產品為榮。後者是以網路分享為始,以貼近客戶需求為終。

像宏達電的策略是「機海戰術」,行銷賣點是外觀造型、連續拍攝、翻面靜音……等功能。全球其他手機業者也是打產品功能戰。

但小米就如蘋果,一次推一款看起來差不多的硬體。只是雷軍刻意主推粉絲建議的軟體服務功能,視為和用戶交心的重點。

今年四月,市調機構——集邦科技做了中國智慧手機品牌使用度調查。推出手機不到兩年的小米,即便出貨規模不如宏達電、中興、聯想等大廠,但使用度排名第六,和第四名的宏達電差不到二%。並且超越聯想、中興。(見表一)
四月,小米機的海外第一站,選擇台灣市場,試水溫。
原本,雷軍的台灣朋友告訴他,小米在台灣不流行。但四月九日,小米推出新產品的第一天,遠傳電信的伺服器就被台灣網友擠掛。「遠傳太小看我們了,不知道『米粉』(小米粉絲)的力量,」雷軍不服氣地說。
在台北發表會現場,合作的公關公司只安排給小米粉絲二十個坐位,引發不滿。「我們總裁林斌在臉書上立刻道歉,」雷軍說。「在小米,是『米粉』比媒體重要。」
小米手機在台上市,至今一個月。遠傳電信行動裝置管理處副總趙憶南指出,「產品性價比高,初期銷售反應不錯,但因貨量不多,後續還要再觀察。」
雷軍曾說,看大勢,跟著趨勢走,「就像站在颱風口,豬都能飛起來。」
小米確實垂直起飛。但這股力道可以持續多久?
集邦科技估算,小米出貨量年成長率超過二○%,低於全球智慧手機三三%的年成長率。在中國智慧手機出貨量排行,小米仍在十名外。
成長上不去 小米的瓶頸
 
小米遇上規模的瓶頸。雷軍心中清楚,喊出「今年要擴大銷售量到一千五百萬支」。這代表,年成長率要超過百分之百。
「小米遇到上不去的難題,」集邦繆君鼎指出。雷軍走電子商務通路,巧妙避開庫存、倉儲等成本。但手機量要有突破性成長,仍需靠一般開放市場、電信等實體通路,才能接觸到另一群龐大的購買族群。
但小米去年七一九萬支銷售量中,只有一九○萬支是透過傳統實體通路。如果走入實體通路,就逼著小米和通路關係強的聯想、華為等對手正面衝突。
倘若小米的量無法再成長、形成更大規模,小米和供應鏈的議價力,自然會削弱。
過去,宏達電曾因拿不到關鍵零件三星的面板,導致產品缺貨。「我的條件絕對比蘋果、三星、宏達電困難,價格也是很高,」雷軍坦誠。
譬如,之前記憶體缺貨,小米競爭不過三星、華為等大廠,拿不到關鍵原料,影響約三十萬支產品的組裝。
但有趣的是,雷軍對於未來成為銷售量第一的中國品牌,竟不甚熱衷。
「在中國的企業,講的都是科技報國(笑)。要當龍頭冠軍。我們不是啊,我們只要幸福就好,」雷軍的回答很不像科技廠老闆。

「你覺得哪個老闆最幸福?應該不是郭董(郭台銘)。一定是巷子裡開餐館的老闆。自己喜歡做菜,看大家吃,你說好吃,就給你打個折,」雷軍說。「我們不想當大餐館!就想做巷口的小餐館老闆。就只想怎樣把產品做好,怎樣讓一大群人參與。」
但現實是,目前快速爬坡的小米,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都要它繼續往上衝。如何掌舵「小米速度」,恐怕是雷軍馬上要面臨的挑戰。


小檔案
小米科技
創辦時間:2010年4月
董事長:雷軍
產品:小米手機
米UI(智慧手機作業系統)
米聊(手機即時通訊軟體)
小米盒子(電視機上盒)
2012營收:126.5億人民幣(約600億台幣)
2012手機銷售量:719萬支
2013手機銷售量:預估1500萬支

2013.3.24
香 港掛牌的富士康,公布去年虧損達3億多美元,折合台幣超過90億,是上市以來虧損最龐大的金額,這讓母公司鴻海,得想辦法夠積極找訂單,不只傳出董事長郭 台銘,即將搶下蘋果大電視「iTV」訂單,連在大陸做「山寨iPhone」起家的小米機也是郭台銘爭取的大客戶,最近就在微博曝光郭台銘和小米機董事長雷 軍見面照,更讓外界增添想像空間。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和有「大陸版 iPhone」封號的小米機董事長雷軍會面照片,在微博上曝光,引發兩岸三地媒體大做文章。TVBS記者曾翌萍:「香港富士康揭露的最新財報,去年大虧了 3億多美元,這讓郭台銘更有危機意識了,也因此他最近積極接洽小米機,外傳就是要搶下小米機的『大電視』訂單。」

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2012.8.16):「其實在這種競爭裡頭,平心而論,不見得扛得住,金蛇出動。」

即使三星2012年,在大陸賣掉3000萬台智慧型手機也不放在眼裡,因為怎麼打動大陸年輕人的心,小米機很懂。小米機影片:「讓你解鎖充滿期待,比如說這樣。」

台幣不到1萬元的小米機,2012年賣掉 719萬台,今年要挑戰1500萬,去年1倍的銷售量,還傳出也要學蘋果做「大電視」,但小米科技否認,外界推測,郭台銘想拉攏出貨量爆發的「小米機」組 裝訂單,因為富士康2011年還賺了近7300萬美元,2012年卻慘賠3.16億美元,是香港掛牌8年來最差表現,股價也一路跌,富士康認為被歐洲銷售 拖累。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2013.3.12):「金蛇出動,每年要到驚蟄過後。」

點名「4月後」業績會有好消息,跟著傳出拿下蘋果iTV訂單,還有會見「小米董事長」照片曝光,偏偏「小米機」是模仿iPhone起家,小米和蘋果早有「山寨情節」,單子想下在同家組裝廠,也得看郭董能耐。

2012.10.31

小米聯合創始人談小米手機和公司策略
很多方面來看,小米公司(Xiaomi)的聯合創始人林斌都是Dive Into Mobile大會最理想的演講嘉賓。在智能手機全球普及這一具有變革意義的過程中,小米是最有意思的企業之一。不過,小米公司的迅速崛起在中國以外還鮮為人知。

小米公司成立距今只有兩年半的時間,但是已經銷售了超過500萬部手機,擁有員工1,700人。通過制造高端手機,並以遠低於人們預期的價格直接向消費者銷售這些手機,小米在中國本土手機市場異軍突起。

小米最近發布了第二代主打機型,即小米手機2,或Mi-2。第一批出售的5萬部小米手機2在2分51秒的時間裡售罄。

盡管沒有公司願意讓自己的手機被稱作“我也是”(小米手機2的英文諧音),但新的小米手機與蘋果的iPhone 5確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手機的尺寸和形狀,小米改進版的安卓(Android) Jelly Bean OS操作系統中應用程序圖標在屏幕上的排列方式,以及內置攝像頭應用程序的外觀和風格。

不過,林斌迅速拿出了他的iPhone 5,向我們展示尺寸稍大的小米手機2顯示屏更加清晰,其分辨率高達1280×720,顯示精度PPI(每平方英寸像素數目)達到了342。

林斌坐在酒店的紅色沙發上(他沒有坐在D大會標志性的紅椅子上,因為我們為避開颶風“桑迪”而撤離到酒店),向我們講述了其公司有關小米手機2的計劃,以及長期策略。

我們周一談話的時候,正值小米公司舉行盛大的新品發售前夕,但林斌似乎毫無壓力。這是因為小米手機只在網上發售,而且一般在幾分鐘的時間裡就會售罄。小米的粉絲像關注一只搖滾樂隊一樣關注著小米公司的新品。

事實上,就在上個星期,小米公司僅用4分15秒的時間就售出了30萬部小米手機1s。而每個人都知道這部型號較早的手機還有一個星期就要被新品取代。

小米在新品發布當天發售了5萬部小米手機2。小米說,下一輪25萬部手機將於11月中旬發售。

迄今為止,小米已經銷售了350萬部小米手機1和180萬部小米手機1s。這個數字在中國智能手機市場上的佔比遠不到10%。預計中國今年將銷售出2億部智能手機。

小米手機2基本款的價格是230美元。林斌說,這和這部手機的制作成本相差無幾,但是公司對低利潤率並不介意,因為公司追求的是一種類似於亞馬遜(Amazon)Kindle Fire的策略。

小米在零售方面沒有任何支出,也幾乎沒有市場營銷上的支出。公司與粉絲們在微博和論壇上互動,獲得客戶對產品的反饋,有時公司會採納反饋中的意見。

小米自己制作硬件和改良的安卓軟件。小米預計,未來的營收將來自於電子商務。

林斌說,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電子商務隨物流和支付系統一道變得越來越成熟。只要有更多的人使用軟件,利潤自然會隨之而來。

電子商務是小米公司聯合創始人雷軍的強項。雷軍創辦了卓越網(Joyo.com),也就是現在的亞馬遜中國(Amazon.cn)。同時,林斌是軟件方面的專家。此前,他作為谷歌的工程總監領導了安卓系統在中國的開發。小米公司創始團隊的七人中,還有前摩托羅拉(Motorola)的硬件專家和前微軟公司(Microsoft)的開發總監。

使用這種軟硬件共同開發策略的一個著名先例是蘋果公司(Apple Inc.)。不過林斌指出,小米還沒到自主設計芯片的時候。

至於小米下一步將採取何種行動,林斌說,公司正在努力向海外擴張,台灣和香港是可能性最大的目標,因為他們與中國內地更相近。林斌還証實了小米正在制造機頂盒的傳聞,他說這種個人數字設備可能是一種自然的延伸。

但是林斌說,目前來看,小米的策略的確相當簡單。他說,我們的戰略是打造高端手機。這是我們所擅長的。

Liz Gannes

2013年5月27日 星期一

台電虧空問題研究:核四廠及核一二三



前天台電多災多難的核四廠又上了新聞


我在2001年有機會到台電上課
學員們告訴我的核四廠的種種問題 包括外包商和採購/施工等等
10年來一向我行我素 2-3年前監察院的一份報告 關係近300億  糾正之後又耐我何
看來核四廠不坑台灣納稅人5000億以上   是不會罷休的



德反核議員︰核電便宜是神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may/27/today-int14.htm
(取自個人官網)
〔駐 歐洲特派記者胡蕙寧╱倫敦─柏林電郵採訪〕德國聯邦國會綠黨籍議員希薇雅˙戈婷烏爾(Sylvia Kotting-Uhl)2005年進入國會,曾擔任聯邦黨團環保政策及核能政策發言人,並兼任環保、自然保護、輻射安全等聯邦國會委員會代表,擁有長期 核能研究與反核經驗,她在關心台灣反核議題後,接受本報獨家專訪,以下為訪談內容。
1.記者:台灣跟日本一樣位於高地震帶,此地緣的人民該有怎樣的反核態度才算正確?
戈婷烏爾:台灣跟日本一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的交界衝撞處,亦即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因此被列為發生地震的最高危險帶,在全球14座最受地震威脅的核電廠中,就有4座位於台灣。以地理位置來看,可以想像台灣並不適合核能這種高風險技術的設施。
因此,核能除役不但重要,也確實可行。像是以日月潭那麼高的位置,就可以做為水力發電貯能廠來使用。台灣直接臨海、每年有數不清的陽照日,還有熱火山泉,都是足夠使用再生能源的豐富潛能。
2.記者:德國曾需要一場公投來廢核嗎?一場公投可以解決這種涉及國家安全的議題嗎?
戈 婷烏爾:德國並沒有全國聯邦性的公投(僅有各邦級公投),綠黨聯盟長期致力於在各個層級加強直接民主的元素,我們希望將人民直接公投、提案及決定的施行, 提高到聯邦層次。一場在台灣反對繼續使用核能政策的公投若可成功,當然值得期待,也會明顯提高整塊土地的安全性,只不過這場公投設定的投票門檻很高,相當 可惜。
3.記者:德國如何讓大多數國會議員接受反核?德國政府如何克服支持核能的一方?
戈婷烏爾:日本福島在2011年3月 11日發生核輻射外洩後,更加強德國在使用核能的國會激辯。德國總理梅克爾當時立刻下令,所有德國17個還在運行的核電廠,必須在3個月內全部安檢過濾。 之後決定當中7個最老舊的核電廠,加上克魯門核電廠(AKW Krummel)立刻除役,之後並訂出除役時間表,讓其他所有還在使用的核能廠逐步停止運行。
2011年3月底巴登符騰堡邦的邦級大選,選民還因此處罰了執政的黑黃聯盟,讓綠黨首度進入邦長層級。如果德國國民本身不發出明確的訊號,黑黃聯盟在核能政策上很可能會走向其他的方向。
4.記者:德國反核人士如何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並說服大眾?
戈 婷烏爾:德國從1970年代開始,就已出現強烈反核運動。1980年代綠黨成立,更將核能除役變成德國政壇的正式議題。拒絕核能運行在德國,已有非常長時 間的公開激辯歷史。2010年,黑黃聯盟甚至準備擱置2000個已決定的除役計劃,被稱為「對除役除役」,隨即引爆全國性的大遊行抗議。之後還有無數次針 對卡斯托倫(Castoren)核廢料運往哥爾雷本(Gorleben)的抗爭行動,德國民眾藉此不斷表達出強烈的反核訊號。福島輻射外洩後,更讓反核抗 爭再度掀起全國性的熱潮。
5.記者:德國目前電力供應有困難嗎?或是核能除役後甚至有更多的電力可輸出鄰國?德國民眾是否因為核能除役,而必須負擔更高的電價?
戈 婷烏爾:沒有,情況完全相反。2013年1到3月,德國甚至有10.579千兆瓦/時(GWh)電力可供輸出,比起前年同期增加150%!電力過剩的原因 是太陽能跟風能供電在2012年增加,改變德國原有的供電模式,讓再生能源供電量攀升到22%,大大超越16%的核電。
事實上,此前不管有多少核電廠在德國運轉,電價還是不斷攀升,說核電便宜根本是神話!核電的成本只是不會出現在帳單上,而是由總體納稅來支付。只有發展再生能源,才是可以根本解決能源供應及氣候變遷的長久之計。

核電廠壓力測試 環團質疑買假報告

請來六位專家 未獲歐盟授權
〔記 者湯佳玲/台北報導〕原能會日前公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OECD/NEA)專家小組針對我國運轉中三座核電廠的壓力測試同儕審查報告;綠色消費者 基金會董事長方儉質疑說,這根本不是合格的壓力測試報告,因為歐盟規範的小組成員應有七人,但原先進行我國壓力測試的OECD專家只有六人,且未獲歐洲核 能安全管制機構(ENSREG)同意授權,後來加入的第七人甚至是原能會官員羅偉華濫竽充數,他痛批原能會造假,要求立法院追回這筆「買假報告」的錢。
原能會副主委周源卿回應表示,羅偉華是原能會駐法代表,負責接洽與連繫等行政工作,並未參與審查;OECD同儕審查經費來自於原能會捐獻,詳細數字不清楚。但據三月中記者會原能會官員說法,原能會捐款OECD十二萬歐元,相當於新台幣四百六十多萬元。
原能會公布報告 冒出第七人
原能會邀請國際六位專家組成OECD獨立審查小組,在今年三月完成為期兩週的「台灣運轉中核能電廠壓力測試國家報告」同儕審查,當時並召開記者會說明初步審查結果。原能會五月三日公佈正式報告,報告中的小組成員卻悄悄從六人變成七人。
方儉指出,台灣的壓力測試報告根本不是合格的壓力測試,因為歐盟規範的小組成員應有七人,但原先進行我國壓力測試的OECD專家只有六人,後來才加入原能會派駐法國OECD一等秘書羅偉華當作第七人充數。
不過,方儉說,歐盟壓力測試嚴格規範要由經歐洲核能安全管制機構(ENSREG)與歐盟委員會同意的七人小組組成,而且受審查設施的國家不可以是審查小組成員。
測試不符規定 環團痛批造假
方儉指出,原能會拿得出來審查小組名單的歐盟同意書嗎?他批說,原能會花錢謊稱是歐盟壓力測試同儕審查,但事實上根本不是。
方儉說,原能會是一個拙劣的說謊者,他把英文版壓力測試報告從頭到尾看完,內容根本是一份「核電廠簡介」;請來六位專家非七位,不符同儕審查的規定,他三月下旬去信OECD/NEA,過了兩週無回音,現在卻忽然莫名其妙出現第七人羅偉華。
原能會:羅偉華 未參與審查
方儉說:「這夥人可能根本沒看過ENSREG的壓力測試規範,就拿一個台灣人來充數,恰好違反規定,證明這是一份無效的壓力測試。」他痛批原能會造假,六位專家不僅未獲ENSREG同意授權,第七人甚至是原能會官員濫竽充數,要求立法院追回這筆「買假報告」的錢。






陳謨星受邀立院公聽會,揭露台電錯誤計價。
國際電力學泰斗陳謨星回台,102年5月2日受邀到立法院經濟委
員會針對透視核四真相­、核四與電價的公聽會,進行說明。陳謨星首先針對台電計算核電電價公式,予以反駁。
  陳謨星激動的表示,核電的電價必須將燃料與處理廢料成本一起算,國際上都是這樣在計算­核電電價的,台電以不符合國際計價方式,卻說核電是便宜的,他說馬英九總統被騙的焦頭­爛額。也說台電的核四電價,根本就是假成本。

台電自稱智能不足 遭批污名化與卸責 【2012/10/2 20:21】

新聞圖片
智總在官網上要求台電為「我們智能不足」的言論道歉,痛批此舉是污名化心智障礙者與卸責。(翻攝自《智總官網》)
〔本報訊〕據媒體報載,原能會高層對於核四廠一號機電氣工程「錯用」金屬導線管事件,表示台電公司遭罵時回答「對不起,我們智能不足」。此言論被智障者家 長總會發聲明稿痛批:「台電為自己的錯誤狡辯,不能把錯誤怪到智能不足身上。」要求台電立即公開道歉。

智障者家長總會要求道歉

 智總聲明稿指出,台電未能為人民安全把關,核安問題爆發後,還以「智能不足」為脫罪的藉口,嚴重污名化心智障礙者。

 智總解釋,智能不足是一項終身障礙,但障礙者努力融入社會、學習技能求取謀生能力,回饋一己之力,並不是社會的負擔。

 因此,智總認為台電以「我們智能不足」為自己的脫罪,不但違背專業倫理,更是以負面的形象的態度回應,這是嚴重的歧視,輕易的將障礙者的努力踩在腳下,因此要求台電立即公開道歉。

相關新聞請見:
核四誤用金屬導線管 台電智能不足造成



網頁台電」有 5 個符合結果
台電回應:無違法疑慮| 綜合| 國內要聞| 聯合新聞網
2 天前 ... 台電昨天回應表示,財團法人台灣機電工程服務社主要業務是提供國內、外機電工程 技術服務,也是經過政府核准的非營利事業;台電是投資者之一,派員出任管理、 ...
forum.udn.com/forum/NewsLetter/NewsPreview?NewsID...
自由電子報- 台電勞務採購涉弊約談官商6人
〔記者林慶川、林毅璋/台北報導〕漢廷開發公司負責人李秋燕被控低價標下台電大樓 的設備維護採購案後,為提高獲利,竟違約壓低派駐台電的工作人員薪資,台電審核 ...
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sep/28/today-e2.htm


台電:審慎面對核電廠地質調查|政治新聞|中時電子報
台電公司今天表示,依據山腳斷層動力影響評估,目前核一、二廠的反應器廠房結構 均在安全範圍內;台電公司會審慎面對核一二廠地質調查。
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130502/132012100100973.html

 核一、二廠地質調查台電正積極審慎處理 - 經濟部
有關今(1)日報載台電「核一、二廠地質調查遲不處理」,台電清表示,台電自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於96年宣告山腳斷層為第二類活動斷層後即規劃調查,近期已將 ...
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

 核一耐震補強,台電積極辦理中 - 經濟部
針對立委質疑核一廠「耐震費用浪費公帑」,台電表示,核一廠耐震能力提升工作係依 原能會要求辦理,相關評估工作正積極辦理中,台電亦已參酌美國核能法規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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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Yahoo!奇摩新聞上的「別再說我們「智能不足」、「看不懂英文」 台電嚴正抗議」。 〔 記者曹逸雯/台北報導〕台電今(6)日表示,台電擁有30多年豐富的核能電廠施工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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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08 公視晚間新聞台電核一廠1號機跳機無輻射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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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台電核一廠一號機前天下午跳機,廠方檢查發現是進汽關斷閥的O型墊圈老化漏油所致。雖然只有一個故障,但前晚將4個墊圈全換。台電公司完成肇因調查及故障檢修後,昨天下午至原能會提出檢討及改善措施報告,晚上9時獲原能會同意重新啟動。 核一廠一號機前天 ...

2013年5月22日 星期三

Beware of experts and leaders bearing transformational gifts. (Joseph S. Nye Jr. 美國總統學)


Op-Ed Contributor

Is the Vision Thing Important?

Gorka Sampedro

 As we debate our role in the world today, it is worth asking how American global primacy came about in the last century. After all, George Washington celebrated our “detached and distant situation.” Some see our global role as the result of divine providence; others credit impersonal changes in a continental scale economy. But what about our leaders? Did it matter who was president?
Leadership experts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formational presidents with grand visions and an inspirational style rather than incremental leaders with a transactional style.

In a careful study of the 20th century leaders who presided over the growth of American primacy, I found that many mattered — but not always in the ways that experts predict.
While two presidents with transformational objectives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Harry S. Truman) mad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era of American primacy, two who had incremental objectives and a transactional style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George H.W. Bush) may have been equ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ir prudent management that allowed favorable structural change to occur without disastrous disruptions.
For example, if Ike had not rejected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at he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China, or if Bush had failed in managing the peaceful withdrawal of Soviet forces from German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 the world we inhabit today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A careful 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leaders has to look at what Sherlock Holmes referred to as dogs that did not bark, as well as those that did. Non-events can be as important in foreign policy as events.
Leadership theorists often assign a strong value to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but I found no evidence to justify such a preference. The best ethical record belonged to the incremental and transactional George H.W. Bush, and one of the poorest records to the transformational and inspirational Woodrow Wilson.
Yes, leadership mattered in the creation of American primacy. If the causes were purely structural, the process should have been much smoother.
After all, America represented roughly a quarter of the world economy both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power was strengthened by World War I, but then we mistakenly turned inward to isolationism. A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power resources cannot explain that interwar phase of retraction. A good explanation must take (unwise) leadership decisions into account.
In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America came to represent nearly half of world product and held a monopoly on nuclear weapons.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is share gradually reverted to the century-long norm of a quarter of the world economy. That decline was structural, but it was accompanied by unwise leadership decisions that John F. Kennedy, Lyndon B. Johnson and Richard Nixon made about Vietnam that created a second period of retraction.
By the 1970s, America had returned to its earlier share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that did not lead to Nixon’s expected multi-polarity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primacy. On the contrary, American primacy increased in the 1980s and 90s. The major cause of this shift was long-term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that weakened the Soviet Union.
But again leadership mattered — most importantly in Mikhail Gorbachev’s unintended acceleration of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also in the successful choices made by Ronald Reagan and Bush that allowed the United States to capitalize successfully upon the structural changes.
So presidents matter, but not exactly in the ways that leadership experts predict. Their expectation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and incremental or transactional leaders are simply routine managers greatly oversimplifies the role of leadership.
Appeals for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the leadership need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Ironically,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is century, George W. Bush, began with a domestic focus and an incremental foreign policy, but became transformational after Sept. 11, 2001. The result of his ambitious vision was the opposite of the successful policy of his father, who famously proclaimed that he did not do “the vision thing.”
The moral of the story: Beware of experts and leaders bearing transformational gifts.

Joseph S. Nye Jr. is a professor at Harvard and the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



觀點

變革型和漸進型領導人哪個更好?

Gorka Sampedro
當我們討論美國在當今世界的角色時,有個問題值得問一問, 上世紀,美國是如何獲得世界領先地位的?畢竟,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曾對美國「態度疏離且保持旁觀」這一點表示讚美。有人認為,我們在全球的地位,是上天眷顧的結果;有人將其歸功於大洲規模的經濟體 的客觀變化。但是,是否也與我們的領導人有關?是否與總統是誰有關?
領導學專家強調說,起重要作用的是那些高瞻遠矚、行事作風激勵人心的變革型總統,而非那些漸進式的交易型總統。

我仔細研究了20世紀美國影響力日益增長時的總統,發現許多總統的確很重要,但其方式並非全如專家所言。
在締造美國領先時代的過程中,兩位致力於變革的總統——富 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及哈里·S·杜魯門(Harry S. Truman)——做出了卓越貢獻,然而,兩位致力於漸進式目標的交易型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及喬治·H·W·布殊(George H.W. Bush)——也同樣重要,因為他們謹慎管理國家,使得美國在沒有受到災難性干擾的同時,進行了有益的結構性變化。
例如,如果艾克(Ike,艾森豪威爾的綽號——譯註)沒有 拒絕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請他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建議,如果布殊(Bush)未能使蘇聯軍隊和平撤出德國,未能妥善應對蘇聯帝國的解體,我們今天居住的這個世界會是完 全不同的。
要仔細評價領導人的作用,就要看一看神探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所說的那種不叫的狗,也要看看那種叫喚的狗。在外交上,風平浪靜與風起雲湧一樣重要。
領導學理論家常常極其看重變革型領導人,但是我未曾找到任何證據,來證明這種偏好是合理的。最佳的道德紀錄屬於有着漸進和交易風格的喬治·H·W·布殊,最差紀錄屬於變革型的、激勵型的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
是的,在締造美國全球領先地位的過程中,領導人很重要。假如這項事業完全是結構性的,其過程會順利許多。
畢竟,在二十世紀初及二十世紀末,美國都佔全球經濟的約四 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強了美國的力量,但是隨後我們錯誤地轉向國內,走上了孤立主義的道路。力量資源結構的變化,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的退守 行為。要解釋該問題,必須考慮一下那些(不明智的)領導層決定。
上世紀中期,美國生產全球近一半的產品,而且是唯一擁有核 武器的國家。在隨後的二十年里,該份額漸漸回到全球經濟四分之一這個長達一個世紀的平均狀態。這一下降是結構性的,但是也伴隨着約翰·F·肯尼迪 (John F. Kennedy)、林登·B·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及理乍得·尼克松(Richard Nixon )有關越南的不明智領導層決定。這些決定導致了第二個退守階段。
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重新恢復其早期的世界經濟份額。但是這並未引發尼克松所預期的世界多極化,及美國領先地位的終結。相反,美國的領先地位在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得到提升,主要原因是出現了使蘇聯受到削弱的長期經濟結構變化。
但是,領導人也再次起到重要作用——最重要的不僅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無意間加速了蘇聯的解體,而且還是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及布殊做出成功選擇,使得美國很好地利用了這些結構性變化。
所以說,總統很重要,但是並非是領導學專家所說的那樣。專家們認為,所有重要貢獻都是變革型領導人做的,漸進風格或交易型的總統僅僅是按部就班的經理人。他們這種對於領導人角色的看法實在太過膚淺。
要理解美國二十一世紀外交政策中需要什麼樣的領導層,最好 的方法不一定就是尋求變革型領導人。諷刺的是,本世紀首位總統喬治·W·布殊(George W. Bush)上任時,致力於國內事務,外交政策也是漸進型的,但是2011年9月11日之後,他走上了變革型道路。他的宏大遠見的結果與其父的成功政策恰恰 相反。而其父老布殊的名言是,自己不長於做「高瞻遠矚」的事。
因此,本文提醒各位:警惕那些送上變革型禮物的專家及領導人。

小約瑟夫·S·奈(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學教授,最近著有《總統領導力及締造美國時代》(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醜聞處理方式: Bloomberg L.P.和義美食物公司



最近國際新聞金融大家Bloomberg L.P.和台灣的義美食物公司 ,都有違背其企業的核心價值之舉!致使公司信譽大受損......

有意思的是 ,前者必須請知名的人士當"侵犯顧客隱私案"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而義美只推說工廠的人不懂事!

Former IBM Chief to Lead Bloomberg Privacy Review
New York Times
In a continuing effort to address concerns that reporters at Bloomberg L.P.'s news division looked at terminal subscribers' data, the company on Friday appointed Samuel J. Palmisano, the former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I.B.M., to review its ...




  1. 義美食品全球資訊服務網

    www.imeifoods.com.tw/ - 頁庫存檔
    義美食品公司創立於1934年,將傳統食品現代化,把世界上的好食品做適當的轉化,以符合本土的口味;對社會、環保、文化的關心,我們更是不遺餘力,善盡企業應有 ...

  2. 義美小泡芙用過期原料12萬箱早已下肚

    自由時報-3 小時前
    〔記者余瑞仁、邱奕統、楊雅民/綜合報導〕知名食品大廠義美食品公司驚傳使用過期原料生產泡芙系列產品,達十二萬箱、一百四十四萬包!

2013年5月19日 星期日

浮動油價溢收75億 經部遭糾正

浮動油價溢收75億 經部遭糾正
監察院昨日以中油浮動油價機制不當,溢收近75億元的油價,糾正經濟部,要求兩個月內檢討浮動油價,將超收款還給消費者。 (記者曾韋禎攝)

機制不當 未全反映匯差利益
〔記者林毅璋/台北報導〕監察院以中油浮動油價機制不當,未完全反映台幣升值的匯差利益,自二○○八年至今溢收近七十五億元的油價,通過糾正經濟部。監委並要求經濟部應在兩個月內檢討浮動油價,將超收款還給消費者。
對此,經濟部能源局與中油公司雖說會虛心檢討,但仍堅持油價計算方式無誤,強調會向監院再提出說明。
要求經部 兩個月內檢討返還
此糾正案是由監委程仁宏、洪昭男與李炳南提出,這三位監委去年七月已針對中油人事浮濫,虧本實因本身效率不佳而提出糾正案,當時程仁宏就曾批評,中油是「虧全民的、賺自己的,把全民當成提款機」;這次則是對浮動油價機制提出檢討。
程仁宏說,自二○○七年十二月到二○○八年五月油價凍漲期間,新台幣大幅升值,但後來油價解凍復漲,中油並沒有在浮動油價機制中足額反映新台幣的升值利益,也因此從當時至今年一月以來,中油在無鉛汽油及超級柴油部分溢收約七十五億元。
指初始稅前批售價 未必可信
程 仁宏另指出,經濟部宣稱做為油價計價基準的九二無鉛汽油稅前批售價每公升比日本少四元,但當監院要求提供相關佐證資料時,中油卻無法提供;此外,各國稅費 不同,台灣汽車燃料使用費採隨車徵收,亞洲鄰近國家卻多採隨油徵收,而中油換算價格時並沒有計入燃料使用費,因此很難說浮動油價初始稅前批售價合理可信。
洪昭男也表示,浮動油價公式將利潤納入浮動,油價長期上漲趨勢中,明顯不利於消費者,且調價指標將杜拜及布蘭特原油均價分別以七十%及三十%的權重計算,但這與二○○八年實際進口油源兩者分佔六十七%與二十三%有所不同,也該檢討。
將工業用戶成本 轉嫁一般人
此外,李炳南指出,中油成品油的生產成本計算,出現以高價汽、柴油產品分攤低硫燃油生產成本的現象,也就是把工業用戶使用的燃料油生產成本,轉嫁給一般使用汽、柴油的消費者,悖離使用者付費原則。
程仁宏表示,按照浮動油價公式,國內汽、柴油按八十%的比率反映國際油價波動,然而二○○七年國際油價高漲時,國內油價曾凍漲一個月,但當年中油純益仍達一二六.一億元,「顯見這比率有檢討的空間」。
另,李炳南認為,國內油品凍漲期間,國內與國際油價價差擴大,民間業者放棄國內油品市場,大量外銷油品獲取鉅額利潤,衝擊國內油品供應穩定性,而中油獨撐國內需求責任,造成後續虧損,主管機關應研議穩定市場供需機制、維護市場競爭公平。
經濟部:將再說明計費方式
對監院的糾正,經濟部能源局長葉惠青昨說明,○七年的稅前盈餘主要來自海外分配油氣權益、轉投資等,光是汽、柴、燃料油三種油品,全年合計就虧損四十七億元,並非未受凍漲影響。
葉並指出,浮動油價以指標原油價格變動幅度八成做為汽、柴油稅前價計算基準,中油原油成本占八十三%,浮動油價只反映八十%,未必不利消費者。
至於監委質疑浮動油價初始稅前批售價未必合理可信,葉惠青回應,各國稅費計算不一樣,目前台灣確實是採隨車徵收,然而即使換成隨車徵收燃料費,對油價影響也不大,「只差兩塊錢」、且「還是亞洲國家最低」。

2013年5月18日 星期六

Audit at Foxconn Reveals a Workweek Still Too Long 富士康工人周工作時長仍未降至上限

Audit at Foxconn Reveals a Workweek Still Too Long

 Foxconn Technology, the company that manufactures Apple’s popular iPads and iPhones,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toward improving safety and other working conditions at three of its Chinese plants dedicated to making Apple products. But it has not yet achieved the most difficult goal: reducing the average workweek to the maximum allowed by Chinese law, a global monitoring group said on Thursday.
The auditors, supervised by 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 said Foxconn was still working toward lowering the average workweek to the 49-hour cap. And labor unions at the plants that a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 workers’ interests are still dominated by management, the association said.

Still, the average workweek has come down sharply from the typical 60 hours or more that has been common practice at the Chinese suppliers of Apple and other technology companies.
Although the auditors declined to be specific about the length of the Foxconn workweek, Apple has said that it has been working to reduce the long hours put in by workers at its suppliers, which are mostly in China.
In a statement on its supplier responsibility Web site, the company said for more than a million workers in its global supply network that it tracked in 2012, “the average hours worked per week was under 50.”
An Apple spokesman, Steve Dowling, declined to discuss the specifics of 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 audit, which he said was done independently of Apple. Foxconn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on Thursday.
But Mr. Dowling said Apple has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its suppliers and conducting its own monitoring to improve conditions at the factories that make its products, and the company has posted public progress reports on its Web site.
Foxconn, part of the Taiwan-based company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employs about 178,000 workers at the three factories inspected. It has about 1.2 million workers at plants making products for Apple, Hewlett-Packard, Dell, Microsoft and other technology companies.
Foxconn has been under intense scrutiny for several years because of working conditions inside its factories. Investigations by The New York Times, outside groups and Apple’s own supplier responsibility officials have found illegal amounts of overtime, crowded working conditions, under-age workers and improper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 Industrial accidents have injured and killed Foxconn workers, and the company also experienced a wave of worker suicides.
Labor and consumer activists have pressured Apple,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o do more to improve conditions for the people who make its products. The monthly earnings of Foxconn workers making Apple products are currently about $500.
Apple joined 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 or F.L.A., in January 2012, and asked the group to audit its suppliers, beginning with Foxconn. The labor group has periodically inspected Foxconn factories in Guanlan, Longhua and Chengdu since February 2012 and interviewed thousands of workers. The audits are paid for by Apple.
After the first inspection, Apple and Foxconn agreed to an action plan of 360 items to be completed by July 1, 2013. As of January, 98.3 percent of them had been achieved, the group’s report said.
Most of the items were “housekeeping issues,” said Auret van Heerden,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L.A., in an interview Thursday. “Those things they plowed through.”
But Foxconn has also addressed more substantive problems, Mr. van Heerden said. For example, in fire safety, the company added more escape routes and cleared choke points after the auditors asked it to test the evacuation of buildings during shift change, when plants are most crowded. “We were, in a way, looking for trouble,” he said.
He noted that Foxconn has also overhauled many processes, including using robots instead of people to polish the aluminum backs of iPad cases and water to capture and dispose of the resulting dust. An aluminum dust explosion in May 2011 at Foxconn’s Chengdu factory killed three workers and injured more than a dozen others.
Critics of the F.L.A. and Foxconn said the most recent audit played down problems found by other investigators, such as unpaid overtime and Foxconn’s use of unpaid interns.
“Over all, the F.L.A.’s reporting on Foxconn continues to be unjustifiably rosy,” Scott Nov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orkers Rights Consortium, a university-backed group that monitors apparel factories worldwide, said in an e-mail.

富士康被指工人周工作時長仍未降至上限

作為廣受歡迎的iPad和iPhone的製造商,富士康科 技在其下屬三家專事生產蘋果公司(Apple)產品的工廠中一直進行着安全和其他工作條件的改善工作,並已取得重大進展。但是根據一家全球監查機構周四的 報告,最困難的目標至今尚未實現,即將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降至中國法律所允許的上限之下。
審核人員是在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指導下展開工作的,他們表示,富士康還在努力將周平均工作時數降至49小時這個上限以下。協會還稱工廠的工會本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但至今仍由工廠管理層把控着。
不過,富士康的周平均工作時數相比通常的60小時(或者更長)還是有了大幅下降——這個時長在蘋果和其他科技公司的中國供應商中是很普遍的。

審核人員拒絕透露富士康工人的具體周工作時數,但蘋果表示,它一直在努力讓其供應商的工人減少工作時數。蘋果的供應商大多在中國。

在刊登在公司官網的一份關於供應商責任的聲明中,蘋果表示,2012年對全球供應網絡的一百多萬名工人進行的跟蹤調查顯示,「每周平均工作時數不到50」。

蘋果公司發言人史蒂夫·道林(Steve Dowling)拒絕談論公平勞動協會審核報告的具體細節,他稱審核是獨立於蘋果進行的。記者本周四未能與富士康取得聯繫並獲得其看法。

但道林表示,蘋果一直在和供應商密切合作,自行開展監查工作,意在改善為其生產產品的工廠的工作條件,公司已經在其網站發佈了進度報告。

富士康隸屬於總部位於台灣的鴻海科技集團(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接受審核的三家工廠共有17.8萬名工人。集團名下工廠共有120萬名工人,在為蘋果、惠普(Hewlett-Packard)、戴 爾(Dell)、微軟(Microsoft)等科技公司生產產品。

多年來,富士康因其工廠內的工作條件問題一直處在密切注視 之下。《紐約時報》、外界機構和蘋果自己的供應商責任人員在調查中都曾發現各種問題,例如加班時長違規、擁擠的工作環境、未達法定年齡的工人,以及危險廢 料的不規範處置。在富士康,工業事故曾導致工人傷亡,該公司還經歷了一系列的工人自殺事件。

勞工及消費者權益活動人士敦促蘋果公司採取更多行動,改善為其生產產品的勞動者的條件。蘋果公司是世界上最具盈利性的企業之一,目前,製造該公司產品的富士康工人的月薪約為500美元(約合人民幣3000元)。

2012年1月,蘋果加入公平勞動協會,並請求該組織審核其供應商,先從富士康入手。從2012年2月開始,該組織對觀瀾、龍華及成都的富士康工廠進行了周期性檢查,並且採訪了數以千計的工人。審核費用由蘋果支付。

自從首次考察之後,蘋果和富士康就一個含有360項事務的行動計劃達成協議,定於2013年7月1日完成。該組織的報告稱,截止今年1月,該計劃中98.3%的事項已得到執行。
周四,公平勞動協會首席執行官奧雷·范希爾登(Auret van Heerden)接受訪問時稱,這些事項多數是「家務事,通過強力推動,都得以完成」。

但是,范希爾登說,富士康也處理了一些更具實質性的問題。例如,在防火方面,公司增加了更多的安全通道,並且在審計者要求公司測試換班時段工廠內的疏散情況之後,疏通了通行不暢的地點。換班時段,工廠里最擁擠。他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是在挑刺兒。」

他指出,富士康也改革了許多生產程序,包括使用機械人取代人力,來拋光iPad的鋁製背殼,以及用水收集並洗去該過程產生的粉塵。2011年5月,成都富士康工廠的鋁粉爆炸導致3名工人死亡,另有逾12人受傷。

批評公平勞動協會和富士康的人士稱,最近的審核淡化了其他調查者發現的問題,例如無薪加班及富士康對無薪實習生的使用。

工人權利共同體(Worker Rights Consortium)執行總監斯科特·諾瓦(Scott Nova)在一封郵件中寫道,「總體上,公平勞動協會的富士康報告繼續保持着毫無依據的樂觀。」該共同體是一個由大學支持的組織,對全球的服裝廠進行監督。
翻譯:經雷、梁英


2013年5月14日 星期二

李登輝:「領導能力的修煉」

李登輝:台灣亂象 是執政者欠缺遠景

菲律賓問題 總統須培養處理困難能力
〔記 者蘇金鳳/台中報導〕前總統李登輝昨日到中山附醫以「領導能力的修煉」為題進行演講,他表示,台灣現今亂象是執政者欠缺遠景,領導人不能說「我不知道」, 總統處於權力頂峰,所有的人都期待答案,例如菲律賓問題,所有人都在看總統有何答案,因此總統必須培養處理困難的能力。
李登輝表示,領導人要有信仰、懂得謙虛,拿掉自我、不要自以為很行,其次要懂得平衡,能傾聽不同聲音,第三要放下權力,因絕對權力會絕對腐敗,此外,不用魅力來製造權力,最後是領導人應該自我期許。
李登輝說,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當晚他沒辦法睡覺,於是就看聖經,力量就出來了,當時他每天到經國先生靈前祭拜,國民黨的老先生們看到「李登輝不會改變蔣經國的政策」,他抱持謙虛、冷靜的態度請教,「表面上也得如此」,要做領導人就是要忍耐。
他強調,台灣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民主修養,眾人都自覺了不起,他過年觀看「新三國」,看到曹操死前還說「我就是我」,這根本是中國五千年帝制思想,領導人必須擺脫自我,「我不是我的我」。
對於領導人角色,李登輝說,當領導人要扮演平衡角色,容納不同聲音,不同文化、不同立場都可在一起,心要寬、不要窄,大家一起為國家努力。
他認為,領導人有權力,也要懂得捨棄權力,總統是老百姓選出來的,不要自以為是皇帝,因為絕對權力會絕對腐敗,他堅持參選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是因為台灣民主化必須完成,雖然二千年還有人要他參選,但他已完成任務,隨時要放下權力。
李指出,領導人不要用魅力來製造權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領導人獲得壓倒性勝利,但當民眾看透領導人是繡花枕頭後,也會把領導人棄之如敝屣。
李登輝表示,台灣的經濟要改革,要與日本一樣,讓出口增加,目前台灣政治的亂象是執政者欠缺願景,他最擔心民粹化的台灣,大家罵來罵去,距離理想的民主社會,還有一段相當長的發展歷程,他只能期待年輕人。

2013年5月11日 星期六

how-the-ford-motor-company-won-a-battle-and-lost-ground/ 1937

April 30, 2013

How the Ford Motor Company Won a Battle and Lost Ground


Before the blows began to rain: Walter Reuther (hand in pocket) and Richard Frankensteen (to Reuther’s left). Photo: James Kilpatrick of the Detroit News, Wikimedia Commons

In 1937, Walter Reuther and his United Autoworkers Union had brought General Motors and Chrysler to their knees by staging massive sit-down strikes in pursuit of higher pay, shorter hours and other improvements in workers’ lives. But when Reuther and the UAW set their sights on the Ford Motor Company’s River Rouge complex in Dearborn, Michigan, Henry Ford made it clear that he’d never give in to the union.
On the morning of May 26, 1937, Detroit News photographer James “Scotty” Kilpatrick was among a crowd waiting for the shift change at River Rouge, which employed 90,000 workers.  About 2 p.m. that May 26, Reuther arrived at the Miller Road Overpass at Gate 4 with an entourage of clergymen,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Civil Liberties and dozens of women from UAW Local 174, where Reuther was president. The woman wore green berets and carried leaflets reading, “Unionism, not Fordism,” which they intended to hand out to departing workers. At the direction of “Scotty” Kilpatrick, Reuther posed for photographs with UAW organizational director Richard Frankensteen and a few other organizers atop the overpass—public property—with the Ford Motor Company sign in the background.
Then Harry Bennett showed up with his entourage. Bennett, one of Henry Ford’s right-hand men, led the notorious Ford Service Department, a private police force composed of ex-convicts, ex-athletes, ex-cops and gang members.
“You will have to get off here,” one of Bennett’s men told the unionists.
“We’re not doing anything,” Reuther replied.
Frankensteen (with his jacket pulled over his head) said members of the Ford Service Department gave him “the worst licking I’ve ever taken.” Photo: James Kilpatrick, Detroit News, Wikimedia Commons
Like that, what would become infamous as the Battle of the Overpass was on. Forty of Bennett’s men charged the union organizers. Kilpatrick called out a warning, but the security men pounced, beating the union leaders while reporters and clergy looked on. Kilpatrick and the other photographers began snapping away. Reporters accompanying them took notes on what they were seeing.
Reuther was kicked, stomped, lifted into the air, thrown to the ground repeatedly, and tossed down two flights of stairs.  Frankensteen, a 30-year-old, hulking former football player, go it worse because he tried to fight back. Bennett’s men swarmed him, pulled his jacket over his head and beat him senseless.
It was the worst licking I’ve ever taken,” he later told reporters.  “They bounced us down the concrete steps of an overpass we had climbed. Then they would knock us down, stand us up, and knock us down again.” Another union leader was tossed off the overpass; his fall 30 feet to the pavement below broke his back. The security men even roughed up some of the women.
The battle, such as it was, ended almost as suddenly as it had begun. But then there was the matter of witnesses—especially the journalists on the scene. Some of Bennett’s security men began to tear notebooks from reporters’ hands. Others went after the photographers, confiscating film and smashing cameras to the ground. They chased one fleeing photographer for five miles, until he ducked into a police station for safety.
Scotty Kilpatrick fled, too—and made it to his car in just enough time to hide the glass-plate negatives from his Speed Graphic under the back seat. When some Bennett men stopped him and demanded that he surrender his negatives, he handed them unexposed plates.
Once Reuther, Frankensteen and witnesses began to tell reporters what they had seen in front of the Ford plant, Harry Bennett issued a statement. “The affair was deliberately provoked by union officials,” it said. “They feel, with or without justification, the [Senator] La 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 sympathizes with their aims and they simply wanted to trump up a charge of Ford brutality that they could take down to Washington and flaunt before the senatorial committee.
“I know definitely no Ford service men or plant police were involved in any way in the fight,” Bennett continue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service men had issued instructions the union people could come and distribute their pamphlets at the gates so long as they didn’t interfere with employees at work.” The unionists, he said, “were beaten by regular Ford employees who were on their way to work on the afternoon shift. The union men called them scabs and cursed and taunted them.”
Dearborn Police later said the Ford Service Department was “defending public property.”
Meanwhile, Scotty Kilpatrick developed his negatives, and other photographers, after the event, captured on film the injuries to the bloodied Reuther and Frankensteen. “If Mr. Ford thinks this will stop us, he’s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 Frankensteen said. “We’ll go back there with enough men to lick him at his own game.”
Ford security men harassed and beat women from the UAW auxiliary. Photo: James Kilpatrick, Detroit News, Wikimedia Commons.
Reuther was more composed: “Before the UAW gets through with Harry Bennett and Ford’s Service Department, Dearborn will be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kers will be able to enjoy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Bennett did his best to put his version into news accounts of the Battle of the Overpass, but once Kilpatrick’s photographs were published,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beatings were far more violent than Bennett had described. And they showed Ford security men surrounding and beating UAW men and grabbing UAW women. In all, 16 unionists were injured in the attack, including seven women. Reuther was pictured bloodied and with a swollen skull, and Frankensteen was even worse—his face cut and his shirt torn and bloodstained. Kilpatrick’s photographs quickly turned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notion that the Ford Service Department was a gang of hired thugs.
In a hearing before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in 1937, the Ford Motor Company was called to defend itself from charges that the company was engaging in unfair labor practices in violation of the 1935 Wagner Act, which prohibited employers from interfering with workers’ efforts to organize into unions. During the hearing, Ford workers testified that if their superiors suspected them of showing interest in the UAW, Ford Service Department men would pull them from the assembly lines and escort them to the gate as they were fired on the spot, often without explanation.
The publicity from the Battle of the Overpass and the ensuing labor-board hearing proved to be too much for Henry Ford. He had tried to raise his workers’ pay soon after the incident in Dearborn, but his efforts came too late, and ultimately, like Detroit’s other automotive giants,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sign a contract with the UAW.
The power of Scotty Kilpatrick’s photographs eventually vaulted Walter Reuther into national prominence as a labor leader and prompted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Pulitzer Prizes to institute an award for photography. The first Pulitzer for photography would be awarded to Milton Brooks of the Detroit News in 1942—for his image of UAW strikers savagely beating a strikebreaker.
Sources
Articles:
“Union Acts to Prosecute Ford in Beating of Two Organizer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7, 1937.  “C.I.O. Leaders Slugged, Driven Off in Attempt to Spread Handbills,”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937.  “Ford Men Beat and Rout Lewis Union Organizers,” New York Times, May 27, 1937.  “The Battle of the Overpass, at 75,” by Bryce Hoffman, The Detroit News, May 24, 2012. “Ford Motor Company Chronology,” The Henry Ford, http://www.hfmgv.org/exhibits/fmc/battle.asp
Books: Nelson Lichtenstein, Walter Reuther: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Detroit, Basic Books, 1995.

Read more: http://blogs.smithsonianmag.com/history/2013/04/how-the-ford-motor-company-won-a-battle-and-lost-ground/#ixzz2Szemnm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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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7日 星期二

Apple’s Move Keeps Profit Out of Reach of Taxes 蘋果公司節稅法

蘋果是怎樣合法避稅的

Lucas Jackson/Reuters
中央車站的一家蘋果零售店。蘋果公司共借款170億美元(約合1049億元人民幣),它所發行的債券成了歷史上數額最大的企業債券。

一家擁有數百億美元現金、但沒有大規模投資計劃的公司,為什麼會決定再借數百億美元的錢呢?
10年前,這是一些做空者對意大利食品公司帕瑪拉特(Parmalat)提出的問題,這家公司似乎很能賺錢。
事實證明,答案不令人愉快:那些錢不是真的。審計員們上當了。那是一場巨大的騙局。
如今,這個問題可能對蘋果公司(Apple)提出。蘋果3月30日的資產負債表顯示,公司擁有1450億美元(約合8295億元人民幣)的現金和有價證券。但蘋果在本周通過發行債券借了170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司債券。

就蘋果來說,問題的答案頗令投資者放心,但對於我們這些納稅人來說,卻不是安慰。蘋果的現金是真的,但這家公司是設法逃避向山姆大叔納稅的先驅。把現金分給股東將會迫使公司納稅。所以,蘋果選擇用發行債券的辦法來回購股份、增加股票分紅。

此次發行債券的利率非常低,最低的是三年期的,只有0.51%,最高的是30年期的,為3.88%。而且,公司支付利息的開支可以在稅前扣除。

這個政府可真夠好的。讓你通過借錢避免繳納賦稅,還可以進一步降低你的稅額。

這會成為引起公眾對我們不公平的公司稅制憤怒的事件嗎?有些公司的確繳納了接近名義上的公司所得稅率35%的賦稅。這些不幸的公司多屬零售等行業。但擁有很多知識產權的公司——尤其是技術和製藥公司——能僥倖躲避大部分賦稅,如果不是全部賦稅的話。
在歐洲,特別是英國,人們對此類避稅行為的憤怒正在增長。順便說一句,我們說的是大概合法的避稅策略。

憤怒程度之高導致星巴克(Starbucks)在去年晚些時候承諾將在2013和2014年額外繳納1000萬英鎊(約合9600萬元人民幣)的稅 款,高於其在英國必須正常繳納的所得稅。星巴克在英國的正常稅額為零,因為該公司宣稱其英國分公司賠錢。當然,星巴克的英國分公司向盈利的星巴克瑞士分公 司支付大筆購買咖啡的錢,還向星巴克荷蘭分公司支付巨額使用費,來獲取公司知識產權的使用權。星巴克表示,該公司知道消費者因星巴克在英國不納稅而感到憤 怒。

星巴克可以在英國躲避賦稅,蘋果可以在美國繳納相對於其利潤低得多的稅額,是因為它們利用了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法律教授、前美國國會稅收聯席委員會(Congress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幕僚長愛德華·克萊恩巴德(Edward D. Kleinbard)稱為“無國籍收入”的條款,該條款允許跨國公司將大部分利潤劃入低稅或無稅的司法管轄區,而公司實際上可能在這些區域只有很少的經 營。

轉移定價是所有跨國公司都有的問題,公司可以通過轉移定價將利潤從一個國家轉移至另一個國家,但是,各國對專利、版權等知識產權的價格進行監督尤其困難。不大可能有真正的市場來提供有關知識產權價格的信息,因此很難挑戰一家公司對知識產權的定價。
美國至少在理論上對公司的全球利潤徵稅,但對公司的海外收益延遲徵稅,等利潤返回美國之後才須繳納。

蘋果毫不諱言其大部分盈利都沒有納稅的事實。蘋果首席財務官彼得·奧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上周說:“我們仍繼續在海外產生大量現金,根據美國目前的稅法,把這些錢拿回美國將導致巨大的納稅問題。”

公司的一名發言人說,去年公司共繳納聯邦所得稅60億美元,而且“在2011年,在美國境內繳納了幾十億美元的所得稅”。如果蘋果用它所擁有的現金來回購公司股份,它仍然會面臨“巨大的納稅問題”,這說明了蘋果的利潤有多高。

美國稅收體系的荒唐之處在於,它鼓勵美國公司在海外投資而不是在美國本土投資。然而,這就是我們的體系。

原則上來說,美國有兩種方法可能擺脫目前的糟糕狀態。第一種方法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John F. Kennedy)50多年前提出來的,就是結束延遲徵稅。公司掙了錢的那年就該納稅。當然,公司在海外繳納了稅額可以用來抵免在美國的納稅,但如果一家公司掙了錢卻沒有在海外繳納所得稅的話,它就應該向美國納稅。繳稅之後,公司可以隨心所欲地轉移資金,而不必擔心納稅問題。

奧巴馬總統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他曾提出要對在海外避稅天堂所獲得的利潤馬上徵稅。避稅天堂指的是那些稅率極低的國家。

當然,有些跨國公司很不喜歡這個想法。他們警告稱,這樣做,就可能會讓美國的跨國公司與其他跨國公司相比,失去競爭力,也許還會促使一些公司改變國籍。

另一種方式是採用所謂的地域系統,即一國只對在本國境內所獲得的利潤徵稅。這樣的話,蘋果就隨時能把資金拿回美國,不須再繳稅。然而,如果企業能夠 隨意在對它最有利的地方宣布獲得利潤,而我們不對這種自由進行限制的話,這種方法等於放棄對企業徵稅。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成功地說服了各國對其降低稅率。 20世紀80年代時,美國34%的企業所得稅率屬世界最低水平。而如今,美國35%的企業所得稅率卻位居世界最高水平。在美國,雖然企業所得稅率較高,但 企業上繳的所得稅目前在政府的全部所得稅收入中只佔18%,其餘部分為個人所得稅。這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任總統時,公司繳納的所得稅份額的一半。

人們似乎正在就美國應該降低企業所得稅率的想法達成一致。奧巴馬總統和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戴維·坎普(Dave Camp)眾議員都表示,他們希望在不減少政府收入的前提下這麼做,但是在大部分細節上他們存在分歧。坎普比較青睞地域系統,但他承認我們必須採取措施限 制公司把收益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隨意性。

在預算問題日益嚴峻的歐洲,人們對政府必須獲取一定稅收的認識正在提高,人們也認識到,如果某個部門能躲避納稅,這就意味着其他部門必須繳納更多的 稅額。這是導致英國的反星巴克(Starbucks)遊行的原因。在美國,沒有跡象表明人們有類似的認識,更不用說他們會認為那些想方設法地通過扭曲法律 來躲避納稅的人不愛國了。

如果這種認識能變得更普遍,蘋果以及類似的公司可能會發現,它們的成功避稅會讓其他納稅者不喜歡它們,而這些納稅者是蘋果希望能成為自己顧客的人。
弗洛伊德·諾里斯(Floyd Norris)在nytimes.com/economix上評論金融和經濟問題。
翻譯:許欣、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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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 Low FinanceApple’s Move Keeps Profit Out of Reach of TaxesBy FLOYD NORRIS May 07, 2013蘋果是怎樣合法避稅的FLOYD NORRIS 報導 2013年05月07日
Why would a company with billions of dollars in the bank — and no plans for a large investment — decide to borrow billions more?
一家擁有數百億美元現金、但沒有大規模投資計劃的公司,為什麼會決定再藉數百億美元的錢呢?
A decade ago, that was a question some short-sellers were asking about Parmalat, the Italian food company that had seemed to be coining money.
10年前,這是一些做空者對意大利食品公司帕瑪拉特(Parmalat)提出的問題,這家公司似乎很能賺錢。
It turned out that the answer was not a happy one: The cash was not real. The auditors had been fooled. A huge fraud was being perpetrated.
事實證明,答案不令人愉快:那些錢不是真的。審計員們上當了。那是一場巨大的騙局。
Lucas Jackson/Reuters
中央車站的一家蘋果零售店。蘋果公司共借款170億美元(約合1049億元人民幣),它所發行的債券成了歷史上數額最大的企業債券。
Now it is a question that could be asked about Apple. Its March 30 balance sheet shows $145 billion in cash and marketable securities. But this week it borrowed $17 billion in the largest corporate bond offering ever.
如今,這個問題可能對蘋果公司(Apple)提出。蘋果3月30日的資產負債表顯示,公司擁有1450億美元(約合8295億元人民幣)的現金和有價證券。但蘋果在本週通過發行債券借了170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司債券。
The answer for Apple is a more comforting one for investors, if not for those of us who pay taxes. The cash is real. But Apple has been a pioneer in tactics to avoid paying taxes to Uncle Sam. To distribute the cash to its owners would force it to pay taxes. So it borrows instead to buy back shares and increase its stock dividend.
就蘋果來說,問題的答案頗令投資者放心,但對於我們這些納稅人來說,卻不是安慰。蘋果的現金是真的,但這家公司是設法逃避向山姆大叔納稅的先驅。把現金分給股東將會迫使公司納稅。所以,蘋果選擇用發行債券的辦法來回購股份、增加股票分紅。
The borrowings were at incredibly low interest rates, as low as 0.51 percent for three-year notes and topping out at 3.88 percent for 30-year bonds. And those interest payments will be tax-deductible.
此次發行債券的利率非常低,最低的是三年期的,只有0.51%,最高的是30年期的,為3.88%。而且,公司支付利息的開支可以在稅前扣除。
Isn't that nice of the government? Borrow money to avoid paying taxes, and reduce your tax bill even further.
這個政府可真夠好的。讓你通過借錢避免繳納賦稅,還可以進一步降低你的稅額。
Could this become the incident that brings on public outrage over our inequitable corporate tax system? Some companies actually pay something close to the nominal 35 percent United States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Those unfortunate companies tend to be in businesses like retailing. But companies with a lo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notably 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 get away with paying a fraction of that amount, if they pay any taxes at all.
這會成為引起公眾對我們不公平的公司稅制憤怒的事件嗎?有些公司的確繳納了接近名義上的公司所得稅率35%的賦稅。這些不幸的公司多屬零售等行業。但擁有很多知識產權的公司——尤其是技術和製藥公司——能僥倖躲避大部分賦稅,如果不是全部賦稅的話。
Anger at such tax avoidance — we're talking about presumably legal tax strategies, by the way — has been boiling in Europe, particularly in Britain.
在歐洲,特別是英國,人們對此類避稅行為的憤怒正在增長。順便說一句,我們說的是大概合法的避稅策略。
It got so bad that late last year Starbucks promised to pay an extra £10 million — about $16 million — in 2013 and 2014 above what it would normally have had to pay in British income taxes. What it would normally have paid is zero, because Starbucks claims its British subsidiary loses money. Of course, that subsidiary pays a lot for coffee sold to it by a profitable Starbucks subsidiary in Switzerland, and pays a large royalty for the right to use the company'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another subsidiary in the Netherlands. Starbucks said it understood that its customers were angry that it paid no taxes in Britain.
憤怒程度之高導致星巴克(Starbucks)在去年晚些時候承諾將在2013和2014年額外繳納1000萬英鎊(約合9600萬元人民幣)的稅款,高於其在英國必須正常繳納的所得稅。星巴克在英國的正常稅額為零,因為該公司宣稱其英國分公司賠錢。當然,星巴克的英國分公司向盈利的星巴克瑞士分公司支付大筆購買咖啡的錢,還向星巴克荷蘭分公司支付巨額使用費,來獲取公司知識產權的使用權。星巴克表示,該公司知道消費者因星巴克在英國不納稅而感到憤怒。
Starbucks could get away with paying no taxes in Britain, and Apple can get away with paying li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ve to the profits it makes, thanks to what Edward D. Kleinbard, a law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a former chief of staff at the Congress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calls “stateless income,” in which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range to direct the bulk of their profits to low-tax or no-tax jurisdictions in which they may actually have only minimal operations.
星 巴克可以在英國躲避賦稅,蘋果可以在美國繳納相對於其利潤低得多的稅額,是因為它們利用了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法律教授、前美國國會稅收聯席委員會(Congress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幕僚長愛德華·克萊恩巴德(Edward D. Kleinbard)稱為“無國籍收入”的條款,該條款允許跨國公司將大部分利潤劃入低稅或無稅的司法管轄區,而公司實際上可能在這些區域只有很少的經營。
Transfer pricing is an issue in all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can be used to move profit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but it is especially hard for countries to monitor pric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k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There is unlikely to be a rea​​l market for that information, so challenging a company's pricing is difficult.
轉移定價​​是所有跨國公司都有的問題,公司可以通過轉移定價將利潤從一個國家轉移至另一個國家,但是,各國對專利、版權等知識產權的價格進行監督尤其困難。不大可能有真正的市場來提供有關知識產權價格的信息,因此很難挑戰一家公司對知識產權的定價。
The United States, at least theoretically, taxes companies on their global profits. But taxes on overseas income are deferred until the profits are sent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至少在理論上對公司的全球利潤徵稅,但對公司的海外收益延遲徵稅,等利潤返回美國之後才須繳納。
Apple makes no secret of the fact it has not paid taxes on a large part of its profits. “We are continuing to generate significant cash offshore and repatriating this cash will result in significant tax consequences under current US tax law,” the company'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Peter Oppenheimer, said last week.
蘋果毫不諱言其大部分盈利都沒有納稅的事實。蘋果首席財務官彼得·奧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上周說:“我們仍繼續在海外產生大量現金,根據美國目前的稅法,把這些錢拿回美國將導致巨大的納稅問題。”
A company spokesman says the company paid $6 billion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last year, and “several billion dollars in income taxes within the US in 2011.” It is a testament to how profitable the company is that it would still face “significant tax consequences ” if it used the cash it has to buy back stock.
公司的一名發言人說,去年公司共繳納聯邦所得稅60億美元,而且“在2011年,在美國境內繳納了幾十億美元的所得稅”。如果蘋果用它所擁有的現金來回購公司股份,它仍然會面臨“巨大的納稅問題”,這說明了蘋果的利潤有多高。
There is something ridiculous about a tax system that encourages an American company to invest abroad rather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 is what we have.
美國稅收體系的荒唐之處在於,它鼓勵美國公司在海外投資而不是在美國本土投資。然而,這就是我們的體系。
In principle, there are two way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get out of the current mess. The first, proposed by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more than 50 years ago, is to end the deferral. Companies would owe taxes on profits when they made them . There would be, of course, credits for taxes paid overseas, but if a company made money and did not otherwise pay taxes on it, it would owe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it paid the taxes, it could move the money wherever it wished without tax consequences.
原則上來說,美國有兩種方法可能擺脫目前的糟糕狀態。第一種方法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John F. Kennedy)50多年前提出來的,就是結束延遲徵稅。公司掙了錢的那年就該納稅。當然,公司在海外繳納了稅額可以用來抵免在美國的納稅,但如果一家公司掙了錢卻沒有在海外繳納所得稅的話,它就應該向美國納稅。繳稅之後,公司可以隨心所欲地轉移資金,而不必擔心納稅問題。
President Obama has not gone that far, but he has suggested immediate taxation of foreign profits earned in tax havens, defined as countries with very low tax rates.
奧巴馬總統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他曾提出要對在海外避稅天堂所獲得的利潤馬上徵稅。避稅天堂指的是那些稅率極低的國家。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hate that idea, of course. They warn that we would risk making Americ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uncompetitive with other multinationals, and perhaps encourage some of them to change nationality.
當然,有些跨國公司很不喜歡這個想法。他們警告稱,這樣做,就可能會讓美國的跨國公司與其他跨國公司相比,失去競爭力,也許還會促使一些公司改變國籍。
The other way is to move to what is called a territorial system, one in which countries tax only profits earned in those countries. Apple would then be free to bring the money home whenever it wanted, tax-free. But without doing something about the ease with which companies manage to claim profits are made wherever it is most convenient, that would simply be a recipe for giving up on collecting tax revenue.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done a good job of persuading countries to lower tax rates. Back in the 1980s, the American corporate tax rate of 34 percent was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Now the 35 percent United States tax rate on corporate income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this country, notwithstanding the high rate,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now brings in about 18 percent of all income tax revenue, with individuals paying the rest. That is half the share corporations paid when Dwight Eisenhower was president.
另一種方式是採用所謂的地域系統,即一國祇對在本國境內所獲得的利潤徵稅。這樣的話,蘋果就隨時能把資金拿回美國,不須再繳稅。然而,如果企業能夠隨意在對它最有利的地方宣布獲得利潤,而我們不對這種自由進行限制的話,這種方法等於放棄對企業徵稅。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成功地說服了各國對其降低稅率。 20世紀80年代時,美國34%的企業所得稅率屬世界最低水平。而如今,美國35%的企業所得稅率卻位居世界最高水平。在美國,雖然企業所得稅率較高,但企業上繳的所得稅目前在政府的全部所得稅收入中只佔18%,其餘部分為個人所得稅。這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任總統時,公司繳納的所得稅份額的一半。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of a consensus developing around the ide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ate should be lowered. Both President Obama and Representative Dave Camp,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say they want to do that without reducing government revenue, but they disagree on most details. Mr. Camp likes the territorial idea, but he concedes that we would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ease with which companies move income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人們似乎正在就美國應該降低企業所得稅率的想法達成一致。奧巴馬總統和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戴維·坎普(Dave Camp)眾議員都表示,他們希望在不減少政府收入的前提下這麼做,但是在大部分細節上他們存在分歧。坎普比較青睞地域系統,但他承認我們必須採取措施限制公司把收益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隨意性。
In Europe, where budget problems have grown drastically, there seems to be a growing understanding that governments must raise a certain amount of revenue and a belief that if one sector manages to avoid paying taxes, that means other sectors must pay more. That led to the anti-Starbucks demonstrations in Britain. In this country, there is little sign of similar attitudes, let alone a belief that those who find ways to twist the laws to avoid paying taxes are being unpatriotic.
在預算問題日益嚴峻的歐洲,人們對政府必須獲取一定稅收的認識正在提高,人們也認識到,如果某個部門能躲避納稅,這就意味著其他部門必須繳納更多的稅額。這是導致英國的反星巴克(Starbucks)遊行的原因。在美國,沒有跡象表明人們有類似的認識,更不用說他們會認為那些想方設法地通過扭曲法律來躲避納稅的人不愛國了。
If that belief were to become widespread, Apple and similar companies might find that their success in avoiding taxes was making them unpopular with other taxpayers — people whom Apple wants to be its customers.
如果這種認識能變得更普遍,蘋果以及類似的公司可能會發現,它們的成功避稅會讓其他納稅者不喜歡它們,而這些納稅者是蘋果希望能成為自己顧客的人。
Floyd Norris comments on finance and the economy at nytimes.com/economix.
弗洛伊德·諾里斯(Floyd Norris)在nytimes.com/economix上評論金融和經濟問題。
翻譯:許欣、陳柳

包裝米追蹤抽檢不合格率12%

抽測包裝米6品牌不合格 農委會要求限期改善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農委會日前公布第1季市售食米追蹤抽檢,有31件不合格,不合格率12%,大約每10件就有一件不合格。其中6件是累犯,包括家福、遠百等自有品牌的包裝米因標示不合格也上榜, 違規樣態主要是未明確標示CNS等級、包裝宣傳文字易生誤解、異型粒過高或品種標示不實等。

▼大賣場架上,擺滿數十種不同品牌食用米,此為示意圖。(圖/記者吳秉嵩攝)


抽測結果顯示,家福公司的「家樂福一等優質米」,品質規格僅列規格表,未明確標示國家標準等級,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遠百企業生產的「禾香米」,內容物品質規格也與標示不符。

其它4品牌分別為信華國際的「富里台(禾更)九號米」及「花蓮富里有機白米」、紀氏源豐企業的「上品的優米」、好的米食品公司的「健康稻好運米」等。

農糧署表示,因為稻米是國人主食,為維護市售米品質及消費者權益,每年按季辦理市售米抽檢工作,今年第1季共抽檢245件,檢查結果依糧食管理法規定,開出25張限期改善通知書及6件裁處書。

農糧署進一步指出,對於市售米抽檢不合格者,除寄發限期改善通知書要求生產業者改善,並列入追蹤管理,如屆期仍未改善,則依糧食管理法,處以新台幣3萬元至20萬元罰鍰。
對此,家樂福公關說,「一等優質米」的品質沒有問題,標示未符合國家標準等級,但已全面改善;遠百愛買公關指出,將要求廠商改善,並查明商品批號時間,若廠商持續未能改善,不排除下架。

原文網址: 抽測包裝米6品牌不合格 農委會要求限期改善 | ETtoday生活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507/203499.htm#ixzz2SenmqJ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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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6日 星期一

Peter Drucker先生的存在的維度: Soren Kierkegaard 齊克果


  Peter Drucker先生的存在的維度: Soren Kierkegaard 齊克果
One of the most knowledgable and also influential management theorists, the famouis, late Peter Drucker, had a few sentences as follows, which revealed his true diciplines: a multiple-diciplined philosopher:

For Kiekegaard, human existence is possible only in tension--in tension between man's simultaneous life as an individual in the spirit and as a citizen in society.





先生的這段引言出自Drucker 先生1993的書: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 (GOOGLE BOOKS可讀它)

8部的引言它說一輩子的文章探討的是社會不過他181928年在工讀時讀到齊克果恐懼與顫抖醒悟到人還有更基本的存在的維度希望在他一輩子成功的社會方面的論述之後還可進而指出其理論的限制

我第一次翻這本書時是在日本東京Okura大飯店的書店因為想省點錢沒買它很可惜如果沒記錯本書是少數沒漢譯的作品之一




Soren Kierkegaard: Google doodle marks 200th birthday of Danish philosopher,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him


Kierkegaard is widely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 and has influenced the likes of Albert Camus and Franz Kafka

Soren Kierkegaard: Happy birthday Soren, you're 200 today
Soren Kierkegaard: Happy birthday Soren, you're 200 today

Getty
Søren Kierkegaard's 200th birthday has been virtually marked with a Google doodle today.
The Danish philosopher - who died in November 1855 aged 42 - is widely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 with many of his works focusing on how life should be lived as a "single individual".
Consequently, his work often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choice and commitment and of 'truth as subjectivity'.
The Google doodle depicts six characters - five of whom are holding outsized quills - spelling out the search engine giant's name. Two figures each have an arm outstretched, bent at the elbow, and have their heads held up as if contemplating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ir task.
One of the characters also seems to be addressing the sixth figure, standing slightly away, who does not hold a quill.

 Kierkegaard, who was raised as a Lutheran, gained considerable fame for his work in the 1930s and has had an enduring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philosophers and writers.
Just some of the artists was have been inspired and influenced by Kierkegaard's notions of angst, despair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vidual include Albert Camus, Simone de Beauvoir, Jean-Paul Sartre, W.H Auden, Don DeLillo, Franz Kafka, J.D Salinger and Malcolm Mugge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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