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經濟
蘋果是如何合法規避巨額稅收的
, 聯合報道 2012年07月02日
David Calver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設在內華達州雷諾市的蘋果子公司。蘋果通過這裡管理投資和現金頭寸。內華達州企業所得稅率為零，而蘋果總部所在的加州，該稅率為8.84％
雷諾，內華達州——作為全球盈利最多的高科技公司，蘋果公司並不在內華達州的雷諾市(Reno)設計iPhone，也沒有把自己的售後服務中心設在這個城市。除此之外，MacBook或者iPad的生產基地也與雷諾市相距遙遠。
然而，通過安排在雷諾市的一處小辦公室和寥寥幾個員工，蘋果公司卻實現了企業戰略當中的一個核心目標：躲掉了加州和其他20個州課徵的成百上千萬美元稅賦。
蘋果公司的總部位於加州的庫比提諾(Cupertino)。通過在區區200英里之外的雷諾市設立一個負責接收並投放公司利潤的分支機構，蘋果公司成功地規避了一部分收益的所得稅。
加州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是8.84%，內華達州則是零。
每一年，蘋果公司都會通過許多合法手段來減少來自世界各地的稅單，避稅數額達數十億美元之巨，在雷諾市設立分支機構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除了內華達 之外，蘋果公司還在愛爾蘭、荷蘭、盧森堡以及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低稅收地區設立了分支機構，其中一些不過是一個信箱或是一間匿名辦公室，目的同樣是減少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稅負。
當然，幾乎所有的大公司都在盡量減少稅負。蘋果公司賺到了如此之高的利潤，自然會覺得減少稅負是一件格外誘人的事情。華爾街的分析師們預計，蘋果公司在這個財政年度的利潤將會達到456億美元，創下美國企業的歷史紀錄。
蘋果公司好比一個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各家高科技巨頭是如何來鑽稅收政策的空子的。現行稅收政策針對的是工業時代的狀況，已經跟今天的數字經濟 不相匹配。像蘋果、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惠普(Hewlett-Packard)和微軟(Microsoft)這樣的公司並不 完全靠有形商品盈利，部分的利潤來自驅動軟件專利之類的知識產權所衍生的使用費。還有些時候，產品本身就是以數字形式存在的，比如下載的歌曲。擁有使用費 收益和數字產品的企業很容易就可以把利潤轉往低稅國家，條件比百貨店和汽車廠之類的企業便利得多。跟汽車不同，下載軟件在哪兒賣都可以。
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給監管企業稅收的立法者們出了一道難題：政府及企業數據顯示，儘管高科技產業已經成為美國規模最大、價值最高的產業之一，許多高 科技公司卻居於稅負最輕的企業之列。過去兩年當中，名列標準普爾500種股票指數的71家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蘋果、谷歌、雅虎（Yahoo）和戴爾 （Dell）——報告的全球現金稅負率比其他的標準普爾指數公司低三分之一。（現金稅負可以包括一次性預繳的多年稅費。）
即便是在高科技公司當中，蘋果的現金稅負率也處於下游。一名曾參與制訂公司稅收策略的前蘋果高管表示，在重塑多種產業、刺激經濟增長、滿足顧客胃口的同時，蘋果公司也發明了各種旨在鑽稅收制度空子的企業戰略。
舉例來說，按照一些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的說法，蘋果是高科技公司當中的開先河者之一，率先為身處高稅負國家的海外銷售人員創製特殊稱謂，允許他們代 表位於其他大洲的低稅負分支機構銷售產品，藉此規避所得稅。為了減少稅負，蘋果公司還通過愛爾蘭和荷蘭的分支機構把利潤轉入加勒比海地區，由此成為了所謂 “愛爾蘭麵包片荷蘭夾心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a Dutch Sandwich)會計手段的先驅之一。時至今日，採用此種手段的公司已經達到了數百家。據此類公司的會計師所說，其中一些公司直接抄襲了蘋果公司的做 法。
前美國財政部經濟學家馬丁·沙利文(Martin A. Sullivan)新近完成的一項研究顯示，不使用上述策略的話，蘋果公司去年的美國聯邦稅單多半會增加24億美元。去年的實際情況則是，蘋果公司為 342億美元的報告利潤在全球繳納了總計33億美元的現金稅費，稅率僅為9.8%。(蘋果公司沒有披露在美國繳納的稅費所佔比例，也沒有披露補繳或預繳稅 費所佔的比例。）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沃爾瑪(Wal-Mart)去年為244億美元的會計利潤在全球繳納了59億美元的現金稅費，稅率高達24%，大致是非高科技公司的平均水平。
尤其令各位企業所得稅專家側目的是蘋果公司的國內稅單，原因是蘋果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公司的大部分利潤——至少是賬面利潤——卻來自國外。蘋果公司 雖然把大部分的製造和組裝業務包給了海外公司，大多數的管理人員、產品設計師、營銷人員、普通員工、研發部門和零售店卻在美國。稅務專家們說，由此而來的 合理推測便是，蘋果公司的絕大部分利潤也應該來自美國。美國稅收制度的基礎理念是，企業的收入是在創造價值的地點“賺得”的，並不是來自銷出產品的地點。 然而，蘋果公司的財務報告顯示，該公司的會計師已經找到了各種各樣的合法途徑，可以將大約70%的利潤轉移到稅率通常比美國低得多的海外地區。
政府和企業都不會公布報稅表格，一家公司的應稅收入也往往會因公司年報披露的利潤而異。公司會在逐年填寫的10-K表格當中披露用於繳納所得稅的現 金支出，但這些數字並不能準確反映公司上繳政府的稅費總額。根據蘋果公司去年的財務報告，該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稅費——包括實繳現金稅負、遞延稅款及其他 稅費——總額為83億美元，實際稅率幾乎達到了25%。
然而，稅務分析師和學者們指出，以上數字很有可能誇大了公司實繳稅費的數字，因為它包含着一些永遠也不會實際繳付的項目。里德學院(Reed College)的經濟學家及跨國稅收研究專家金伯利·克洛辛(Kimberly Clausing)說，“大多數公司填在10-K表格里的內容都是出於虛構。只不過，就高科技公司而言，這樣的內容已經從虛構發展到了荒誕的地步。”
蘋果公司在一則聲明中說，公司“所有的業務都遵循最高的企業道德標準，符合相關法律及會計準則的要求。”聲明補充說，“我們為本公司的所有貢獻感到無比自豪。”
聲明還說，蘋果公司“一直在繳納數額龐大的稅費，為地方政府、州政府及聯邦政府提供了支持。在2012財政年度上半年當中，我們的美國業務已經衍生 了將近50億美元的聯邦及州所得稅，包括代扣的員工股票收益所得稅。這樣一來，我們已經躋身於美國頂尖所得稅納稅大戶的行列。”
聲明沒有說明50億的數字從何而來，也沒有解釋遞延稅款的問題——公司可以在未來數年當中繳付遞延稅款，也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看樣子，50億這個數字包含了那些最終將由蘋果員工承擔的稅負。
即便是在蘋果公司的後院里，蘋果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繳納的稅額也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德安薩學院(De Anza College)是一家離蘋果的庫比提諾總部只有1.5英里的社區學院，1969年至1974年間，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曾在該校就讀。自2008年以來，由於加州的預算危機，德安薩學院已經裁撤裁了1000多門課程和8%的教員。
今年一月，院長布萊恩·默菲(Brian Murphy)在寫給教員的函件中說，由於預算缺口太過龐大，學院面臨著一個“死亡漩渦”。當然，州政府的財政困難產生於多種多樣的原因，並不是蘋果公司 的責任。然而，在默菲先生之類的官員看來，蘋果公司的稅收策略可以說明財政危機的起因。
默菲先生在一次採訪當中說，“我真的理解不了。我敢打賭，蘋果公司的所有人都跟德安薩學院有聯繫。他們的孩子在我們的游泳池裡游泳，他們的親戚也在我們這裡上課。老天作證，他們天天都開車從我們這裡經過啊。
“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遺餘力，儘可能地少交稅。”
流失的州政府稅收
2006年，正當蘋果的銀行餘額和股價節節攀升之際，公司管理層在雷諾市設立了一個名為Braeburn Capital的子公司，通過它來管理和投放公司的現金。“Braeburn”是一種蘋果的名字，這種蘋果又甜又酸。
如今，Braeburn公司的辦公室坐落在一家廢棄餐館對面的一幢平凡建築里，排列在一條狹窄的走廊當中。辦公室里張貼着彩色iPod的海報和一個碩大的蘋果公司標記，此外還有幾張桌子和幾台電腦終端。
蘋果公司管理人員說，一旦有人在美國購買了iPhone、 iPad或是其他蘋果產品，一部分的銷售利潤通常會被存入Braeburn公司的賬戶，然後又會被投放到股票、債券等理財產品當中。等到此類投資產生利潤 的時候，一部分的利潤就可以不受加州稅政當局的監管，因為Braeburn是一家內華達公司。
設立Braeburn公司以來，蘋果公司已經從全球的現金儲蓄和投資當中獲得了超過25億美元的利息和股息收益。倘若Braeburn公司設在蘋果高管上班的地點，也就是庫比提諾，公司就得為一部分的國內收益繳納加州企業所得稅，稅率為8.84%。
但是，內華達州並不徵收企業所得稅，也沒有資本收益稅。
除此之外，Braeburn公司還為蘋果公司提供了削減他州——包括佛羅里達、新澤西和新墨西哥在內——稅額的可能，因為其中的許多州都有減稅政 策，適用於在外地進行財務管理的公司。蘋果從不披露，公司把多大比例的現金稅負交到了各州政府手裡，但卻在報告當中宣稱，公司去年欠美國各州的所得稅總額 是7.62億美元。按這個數字計算，蘋果公司承擔的實際州稅率比許多高科技公司都要高，但是，正如克洛辛女士等稅務分析專家指出的那樣，這樣的數字通常都 不是推算實繳稅費的可靠參考。
包括思科(Cisco)、哈雷-戴維森(Harley-Davidson)和微軟在內的數十家其他公司也在內華達設立了子公司，藉此規避他州稅賦。另有數百家公司也佔到了類似的便宜，方法則是在特拉華州設立分支機構。
然而，蘋果等加州公司將金融業務遷往無稅各州的做法已經引起了一些加州人的不滿。在加州立法者用稅收減免政策來挽留這些公司之後，人們的不滿情緒更加強烈。
舉例來說，多名立法分析專家指出，加州立法機構曾在1996、1999及2000年多次提高研發投入免稅額度，包括蘋果在內的數百家公司由此少交了 數十億美元的州政府稅。蘋果公司的報告顯示，自1996年以來，各種形式的研發投入免稅額度已經帶來了4.12億美元的稅收減免。
2009年，在以蘋果、思科、甲骨文(Oracle)、英特爾(Intel)等公司為首的一輪猛烈遊說攻勢之後，加州立法機構推出了減稅政策，受益者是在他州或他國開展業務的加州公司。多名立法分析專家表示，此一政策最終會讓加州政府每年損失大約15億美元的稅收。
加州政府面臨著預算危機，單是下一個財政年度的資金缺口就高達92億美元，原因之一便是上述的稅收流失。迫於形勢，加州政府已經砍掉了部分醫保項目，大幅度提高了州立大學的學費，減少了對殘疾人的補助，並擬將幼兒園及其他層級的學校補貼削減48億美元。
蘋果公司拒絕就其內華達業務發表評論。一些管理人員私下表示，既然其他的數千家公司也在設法減少稅賦賬單，單拿蘋果說事是不公平的。他們辯稱，如果主動選擇多交稅的話，蘋果公司就會處於競爭劣勢，公司股東的利益也會受到傷害。
千真萬確，蘋果公司的決定帶來了種種利益。上個星期，蘋果公司宣布，上個季度是公司有史以來業績最佳的季度之一。另據公司報告顯示，公司在本財年上半年的收入為855億美元，凈利潤為247億美元，銀行存款則超過1100億美元。
全球稅務戰略
起居室里、收銀台邊，每時每秒都有顧客在點擊iTunes界面的“購買”按鈕，或是在繳付蘋果產品的價款。這樣的場面每天都要重演數百萬次。
與此同時，一部全球性的金融機器轟然啟動，眨眼工夫就實現了財富在各個大洲之間的轉移。蘋果公司通過雷諾子公司來規避州政府的稅賦，同時又通過設立國外子公司的做法——尤其是將公司的銷售及專利使用費收入轉入其他國家的做法——來減少美國及他國政府的課稅額。
舉例來說，蘋果在盧森堡有一家名為iTunes公司的子公司。按照該公司在盧森堡的備案材料以及一名現職管理人員的說法，該公司只有幾十名員工。該公司存在的外部證據只有一條，那便是一個信箱，信箱上歪搭着一張寫有“iTunes公司”字樣的紙片。
盧森堡只有50萬居民。然而，按照一些現職或離職公司管理人員的說法，一旦歐洲、非洲或者中東——興許還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的顧客下載了歌曲、 電視節目或者應用軟件，相關的銷售收入就會被記在這個小國名下。一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說，iTunes 公司2011年的銷售收入超過10億美元，大致相當於iTunes全球銷售額的20%。
多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表示，盧森堡的優勢顯而易見。該國承諾對蘋果等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實行低稅政策，只要他們把相關的交易搬到盧森堡就行。這一來，本應屬於英國、法國、美國以及其他數十個國家的稅入就流到了盧森堡，只不過稅率打了折扣。
迄2007年為止，羅伯特·哈塔(Robert Hatta)一直在協助監管蘋果公司在歐洲市場的iTunes零售營銷及銷售業務。他說，“我們在盧森堡開公司，圖的是優惠的稅收政策。可供下載的產品跟 拖拉機或者鋼鐵不同，並不是可以觸摸的實物，這一來，你的電腦在法國還是英國都無所謂。只要你是從盧森堡買的，這事情就只跟盧森堡有關係。”
蘋果公司的一名發言人拒絕對公司的盧森堡業務發表評論。
作為例證，可下載產品說明現行稅收制度已經與以電子商務為主體的經濟越來越不匹配。多名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表示，蘋果公司天賦異稟，善於尋找稅收制 度的法律漏洞，善於僱用那些跟iPhone設計師一樣以擅長創新聞名的會計師。邁克爾·拉什金(Michael Rashkin)是蘋果的第一任稅務總監，曾經參與制定公司的稅務戰略，直至1999年離職為止。拉什金說，舉例來說，遠在20世紀80年代，蘋果就開始 用“庫管”（commissionaire）而不是“零售商”這個詞來稱呼海外的分銷商，成為了採用此種稱謂的第一批大公司之一。
對於顧客來說，這個稱謂並沒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地方。然而，從條文上說，“庫管”並不是存貨的主人，由此也就不需要認繳相關稅賦。這樣一來，通過“庫 管”制度，公司就可以讓德國等高稅收國家的銷售人員代表新加坡等低稅收國家的子公司銷售電腦，進而按照新加坡而非德國的稅率為大部分的銷售利潤上稅。
愛爾蘭麵包片
直至1994年，蒂姆·詹金斯(Tim Jenkins)一直是蘋果公司的一名歐洲財務經理，並且幫助公司建立了所謂的“愛爾蘭麵包片”稅務架構。他說，20世紀80年代晚期，蘋果公司成為了創 製這種稅務架構的先行者之一。有了這種架構，公司就可以把利潤轉往世界各地的避稅天堂。
那個時候，蘋果在愛爾蘭設立了如今分別名為“蘋果運營國際公司”(Appl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和“蘋果銷售國際公司”(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的兩家子公司，並在科克市（Cork）的綠野之中建起了一座玻璃幕牆環繞的工廠。據一些熟悉當時情形的前蘋果管理人員所說， 為了換取工作機會，愛爾蘭政府答應向蘋果公司提供稅收減免政策。
不過，這樣的安排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也就是說，蘋果公司可以把加州研發的專利帶來的使用費轉到愛爾蘭。這樣的轉移發生在公司內部，不過是將資金從 公司的一個部門轉入一個海外子公司而已。然而，隨之而來的結果卻是，公司的一部分利潤逃過了高達35%的美國法定稅率，轉而按12.5%左右的愛爾蘭稅率 上稅。按照蘋果公司的報告，2004年，公司的全球收入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來自人口不到500萬的愛爾蘭。（蘋果公司不曾公布時間更近的估計數字。）
除此之外，通過另一家愛爾蘭子公司——也就是所謂的“第二片麵包”，蘋果公司還把其他一些利潤轉進了加勒比地區的一些零稅負公司。英屬維爾京群島 ——避稅天堂之一——和愛爾蘭的公司備案材料顯示，蘋果公司把兩家愛爾蘭子公司的部分所有權交給了島上的鮑德溫控股無限公司（Baldwin Holdings Unlimited）。鮑德溫控股公司沒有登記在冊的辦公地點和電話號碼，登記在冊的惟一一名管理人員是蘋果的首席財務官彼得·奧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而奧本海默居住和工作的地點都是庫比提諾。“鮑德溫”也是一種蘋果，以不易變質、適於轉運聞名。
最後，由於愛爾蘭與歐洲各國簽有協議，蘋果公司還可以在不繳納任何稅費的情況下，取道荷蘭——也就是所謂的“荷蘭夾心”——將部分利潤轉往他處。這樣一來，外界觀察人士和稅政當局基本無法察知這些利潤的存在。
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擔任蘋果財務總監的羅伯特·普洛姆(Robert Promm)稱這一策略為“全歐洲最昭然若揭的秘密”。
關於蘋果公司目前的海外財務運作方式，我們沒有掌握準確的情況。2006年，蘋果公司對它的愛爾蘭分支機構進行了重組，把它們變成了幾乎不需要披露任何財務信息的無限公司。
不過，稅務專家們指出，諸如“愛爾蘭麵包片”之類的策略有助於說明蘋果公司取得如下成就的原因：蘋果公司報告顯示，公司國外稅額與國外利潤的比率去年是3.2%，2010年則是2.2%，前面五年也始終保持在個位數。
蘋果公司拒絕就公司的愛爾蘭、荷蘭及英屬維爾京群島業務發表評論。
蘋果公司的上一次年報顯示，總計342億美元的公司稅前利潤當中有240億——也就是70%——來自海外，來自美國的利潤只佔30%。然而，如今為 行業出版機構“稅務分析師”(Tax Analysts)撰稿的前財政部經濟學家沙利文先生說，“鑒於蘋果公司所有的營銷策略和產品都是在美國設計的、所有的專利都是在加州研發的，這個比例多 半應該在50%以上。”
他說，假設蘋果公司的利潤一半來自美國、一半來自海外的話，該公司去年的聯邦稅額就會增加大約24億美元，原因是利潤額增大之後，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也會水漲船高。
沙利文先生說，“跟其他許多跨國公司一樣，蘋果公司也用上了一些完全合法的手段，以便讓比例龐大的利潤逃脫美國國稅局(IRS)的監管。美國那些最賺錢的公司都減輕了負擔，普通民眾就得背上更重的包袱。”
包括前美國國會稅收聯席委員會(Congress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幕僚長愛德華·克萊恩巴德(Edward D. Kleinbard)在內的其他一些稅務專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如今在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擔任稅法教授的克萊恩巴德先生說，“蘋果及其他一些跨國公司採用的這種避稅策略不只是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這些公司的美國稅負，還包括它們在德國、法國、英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稅負。”
對於這些公司來說，此類策略也有一個不利之處：財富一旦轉出美國，回國之時就必然攤上一張新的稅單。
不過，這樣的局面興許會發生改變。去年，擁有740億美元海外資產的蘋果公司與包括谷歌、微軟和輝瑞(Pfizer)在內的將近50家公司和其他機 構結成聯盟，敦促國會推出“歸國減免”政策、允許美國企業在無需承擔巨額稅賦的條件下將財富轉回美國。該聯盟僱用了數十名遊說專家，竭力推動這項尚未進入 表決程序的措施。國會的一份報告顯示，這樣的稅收減免一旦成為現實，聯邦政府就會在下一個十年當中蒙受790億美元的稅收損失。
加州的苦果
去年六月，蘋果首席執行官史蒂芬·喬布斯(Steven P. Jobs)在庫比提諾市議會發表了一次演講。這是他去世之前的最後幾次公開亮相之一，目的則是說服市議會批准蘋果公司興建新總部的計劃。
大多數市議會議員都對蘋果公司的計劃讚不絕口，華裔女議員胡宜蘭(Kris Wang)卻提出了質疑。
本地居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她如是發問。她提議蘋果公司為庫比提諾提供免費Wi-Fi，谷歌就為公司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辦了這件好事。
會議錄像顯示，喬布斯先生的回答是，“你們看，我這個人的頭腦非常簡單。我始終認為，我們既然交了稅，這樣的事情就應該由市政府來辦。這就是我們交稅的原因。好了，如果我們可以不交稅的話，我倒是很樂意提供Wi-Fi。”
他還暗示，如果市議會不滿意的話，蘋果公司也可以搬到別的地方去。蘋果公司是庫比提諾最大的納稅人，當地官員去年為該公司估定的財產稅超過了800萬美元。
胡女士收回了自己的提議。
那次會議之後，胡女士退出了市議會。她在一次採訪當中說，庫比提諾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問題，“我們為蘋果公司位於本地而自豪。可是，怎樣才能讓他們產生更多的歸屬感呢？”
其他一些庫比提諾居民表示，作為本地最大的納稅人，蘋果公司已經做得夠多了，總體上說，各家高科技公司也促進了加州的經濟繁榮。蘋果公司的員工在本 地的餐館吃飯，參加本地的各種委員會，還為本地的公益事業捐款。硅谷的眾多百萬富翁都在向州政府繳納個人所得稅。蘋果公司在聲明當中說，公司的“全球增長 帶來了國內的工作機會，因為我們是在加州對大部分的業務實施管理的。”
聲明還說，“時至今日，我們的絕大多數員工仍然在美國工作。全美50個州都有我們的全職員工，總數超過4萬7千。”
過去兩年當中，蘋果公司還向附近的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捐了5000多萬美元。除此之外，公司捐給一家非洲援助組織的善款也達到了5000萬美元。蘋果公司在聲明當中說：“我們為許多慈 善事業提供了資助，但卻從未藉此沽名釣譽。我們關注的焦點是做正確的事情，並不是藉此邀功。2011年，我們針對公司員工的個人捐贈啟動了一個配套捐助項 目，由此大幅度地提高了受援公益機構的數目。”
儘管如此，包括德安薩學院院長默菲先生在內的一些人仍然認為，慈善活動和工作機會並不能抵消蘋果等公司的避稅決策所造成的惡果。谷歌、Facebook、英特爾、惠普和思科的全球總部離這座財政困難的學院都不到20分鐘的車程。
默菲先生說，“一說要讓所有這些公司——谷歌、蘋果、Facebook，等等——繳納數額合理的稅款，他們就會不假思索地竭力反對。他們奉行着一種反納稅哲學，給本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他補充說，“可我並不打算抱怨什麼。我們得罪不起這些傢伙。只要拿得到，一塊錢也是好的。”
****然而，通過安排在雷諾市的一處小辦公室和寥寥幾個員工，蘋果公司卻實現了企業戰略當中的一個核心目標：躲掉了加州和其他20個州課徵的成百上千萬美元稅賦。
加州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是8.84%，內華達州則是零。
每一年，蘋果公司都會通過許多合法手段來減少來自世界各地的稅單，避稅數額達數十億美元之巨，在雷諾市設立分支機構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除了內華達 之外，蘋果公司還在愛爾蘭、荷蘭、盧森堡以及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低稅收地區設立了分支機構，其中一些不過是一個信箱或是一間匿名辦公室，目的同樣是減少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稅負。
當然，幾乎所有的大公司都在盡量減少稅負。蘋果公司賺到了如此之高的利潤，自然會覺得減少稅負是一件格外誘人的事情。華爾街的分析師們預計，蘋果公司在這個財政年度的利潤將會達到456億美元，創下美國企業的歷史紀錄。
蘋果公司好比一個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各家高科技巨頭是如何來鑽稅收政策的空子的。現行稅收政策針對的是工業時代的狀況，已經跟今天的數字經濟 不相匹配。像蘋果、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惠普(Hewlett-Packard)和微軟(Microsoft)這樣的公司並不 完全靠有形商品盈利，部分的利潤來自驅動軟件專利之類的知識產權所衍生的使用費。還有些時候，產品本身就是以數字形式存在的，比如下載的歌曲。擁有使用費 收益和數字產品的企業很容易就可以把利潤轉往低稅國家，條件比百貨店和汽車廠之類的企業便利得多。跟汽車不同，下載軟件在哪兒賣都可以。
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給監管企業稅收的立法者們出了一道難題：政府及企業數據顯示，儘管高科技產業已經成為美國規模最大、價值最高的產業之一，許多高 科技公司卻居於稅負最輕的企業之列。過去兩年當中，名列標準普爾500種股票指數的71家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蘋果、谷歌、雅虎（Yahoo）和戴爾 （Dell）——報告的全球現金稅負率比其他的標準普爾指數公司低三分之一。（現金稅負可以包括一次性預繳的多年稅費。）
即便是在高科技公司當中，蘋果的現金稅負率也處於下游。一名曾參與制訂公司稅收策略的前蘋果高管表示，在重塑多種產業、刺激經濟增長、滿足顧客胃口的同時，蘋果公司也發明了各種旨在鑽稅收制度空子的企業戰略。
舉例來說，按照一些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的說法，蘋果是高科技公司當中的開先河者之一，率先為身處高稅負國家的海外銷售人員創製特殊稱謂，允許他們代 表位於其他大洲的低稅負分支機構銷售產品，藉此規避所得稅。為了減少稅負，蘋果公司還通過愛爾蘭和荷蘭的分支機構把利潤轉入加勒比海地區，由此成為了所謂 “愛爾蘭麵包片荷蘭夾心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a Dutch Sandwich)會計手段的先驅之一。時至今日，採用此種手段的公司已經達到了數百家。據此類公司的會計師所說，其中一些公司直接抄襲了蘋果公司的做 法。
前美國財政部經濟學家馬丁·沙利文(Martin A. Sullivan)新近完成的一項研究顯示，不使用上述策略的話，蘋果公司去年的美國聯邦稅單多半會增加24億美元。去年的實際情況則是，蘋果公司為 342億美元的報告利潤在全球繳納了總計33億美元的現金稅費，稅率僅為9.8%。(蘋果公司沒有披露在美國繳納的稅費所佔比例，也沒有披露補繳或預繳稅 費所佔的比例。）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沃爾瑪(Wal-Mart)去年為244億美元的會計利潤在全球繳納了59億美元的現金稅費，稅率高達24%，大致是非高科技公司的平均水平。
尤其令各位企業所得稅專家側目的是蘋果公司的國內稅單，原因是蘋果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公司的大部分利潤——至少是賬面利潤——卻來自國外。蘋果公司 雖然把大部分的製造和組裝業務包給了海外公司，大多數的管理人員、產品設計師、營銷人員、普通員工、研發部門和零售店卻在美國。稅務專家們說，由此而來的 合理推測便是，蘋果公司的絕大部分利潤也應該來自美國。美國稅收制度的基礎理念是，企業的收入是在創造價值的地點“賺得”的，並不是來自銷出產品的地點。 然而，蘋果公司的財務報告顯示，該公司的會計師已經找到了各種各樣的合法途徑，可以將大約70%的利潤轉移到稅率通常比美國低得多的海外地區。
政府和企業都不會公布報稅表格，一家公司的應稅收入也往往會因公司年報披露的利潤而異。公司會在逐年填寫的10-K表格當中披露用於繳納所得稅的現 金支出，但這些數字並不能準確反映公司上繳政府的稅費總額。根據蘋果公司去年的財務報告，該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稅費——包括實繳現金稅負、遞延稅款及其他 稅費——總額為83億美元，實際稅率幾乎達到了25%。
然而，稅務分析師和學者們指出，以上數字很有可能誇大了公司實繳稅費的數字，因為它包含着一些永遠也不會實際繳付的項目。里德學院(Reed College)的經濟學家及跨國稅收研究專家金伯利·克洛辛(Kimberly Clausing)說，“大多數公司填在10-K表格里的內容都是出於虛構。只不過，就高科技公司而言，這樣的內容已經從虛構發展到了荒誕的地步。”
蘋果公司在一則聲明中說，公司“所有的業務都遵循最高的企業道德標準，符合相關法律及會計準則的要求。”聲明補充說，“我們為本公司的所有貢獻感到無比自豪。”
聲明還說，蘋果公司“一直在繳納數額龐大的稅費，為地方政府、州政府及聯邦政府提供了支持。在2012財政年度上半年當中，我們的美國業務已經衍生 了將近50億美元的聯邦及州所得稅，包括代扣的員工股票收益所得稅。這樣一來，我們已經躋身於美國頂尖所得稅納稅大戶的行列。”
聲明沒有說明50億的數字從何而來，也沒有解釋遞延稅款的問題——公司可以在未來數年當中繳付遞延稅款，也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看樣子，50億這個數字包含了那些最終將由蘋果員工承擔的稅負。
即便是在蘋果公司的後院里，蘋果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繳納的稅額也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德安薩學院(De Anza College)是一家離蘋果的庫比提諾總部只有1.5英里的社區學院，1969年至1974年間，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曾在該校就讀。自2008年以來，由於加州的預算危機，德安薩學院已經裁撤裁了1000多門課程和8%的教員。
今年一月，院長布萊恩·默菲(Brian Murphy)在寫給教員的函件中說，由於預算缺口太過龐大，學院面臨著一個“死亡漩渦”。當然，州政府的財政困難產生於多種多樣的原因，並不是蘋果公司 的責任。然而，在默菲先生之類的官員看來，蘋果公司的稅收策略可以說明財政危機的起因。
默菲先生在一次採訪當中說，“我真的理解不了。我敢打賭，蘋果公司的所有人都跟德安薩學院有聯繫。他們的孩子在我們的游泳池裡游泳，他們的親戚也在我們這裡上課。老天作證，他們天天都開車從我們這裡經過啊。
“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遺餘力，儘可能地少交稅。”
流失的州政府稅收
2006年，正當蘋果的銀行餘額和股價節節攀升之際，公司管理層在雷諾市設立了一個名為Braeburn Capital的子公司，通過它來管理和投放公司的現金。“Braeburn”是一種蘋果的名字，這種蘋果又甜又酸。
如今，Braeburn公司的辦公室坐落在一家廢棄餐館對面的一幢平凡建築里，排列在一條狹窄的走廊當中。辦公室里張貼着彩色iPod的海報和一個碩大的蘋果公司標記，此外還有幾張桌子和幾台電腦終端。
蘋果公司管理人員說，一旦有人在美國購買了iPhone、 iPad或是其他蘋果產品，一部分的銷售利潤通常會被存入Braeburn公司的賬戶，然後又會被投放到股票、債券等理財產品當中。等到此類投資產生利潤 的時候，一部分的利潤就可以不受加州稅政當局的監管，因為Braeburn是一家內華達公司。
設立Braeburn公司以來，蘋果公司已經從全球的現金儲蓄和投資當中獲得了超過25億美元的利息和股息收益。倘若Braeburn公司設在蘋果高管上班的地點，也就是庫比提諾，公司就得為一部分的國內收益繳納加州企業所得稅，稅率為8.84%。
但是，內華達州並不徵收企業所得稅，也沒有資本收益稅。
除此之外，Braeburn公司還為蘋果公司提供了削減他州——包括佛羅里達、新澤西和新墨西哥在內——稅額的可能，因為其中的許多州都有減稅政 策，適用於在外地進行財務管理的公司。蘋果從不披露，公司把多大比例的現金稅負交到了各州政府手裡，但卻在報告當中宣稱，公司去年欠美國各州的所得稅總額 是7.62億美元。按這個數字計算，蘋果公司承擔的實際州稅率比許多高科技公司都要高，但是，正如克洛辛女士等稅務分析專家指出的那樣，這樣的數字通常都 不是推算實繳稅費的可靠參考。
包括思科(Cisco)、哈雷-戴維森(Harley-Davidson)和微軟在內的數十家其他公司也在內華達設立了子公司，藉此規避他州稅賦。另有數百家公司也佔到了類似的便宜，方法則是在特拉華州設立分支機構。
然而，蘋果等加州公司將金融業務遷往無稅各州的做法已經引起了一些加州人的不滿。在加州立法者用稅收減免政策來挽留這些公司之後，人們的不滿情緒更加強烈。
舉例來說，多名立法分析專家指出，加州立法機構曾在1996、1999及2000年多次提高研發投入免稅額度，包括蘋果在內的數百家公司由此少交了 數十億美元的州政府稅。蘋果公司的報告顯示，自1996年以來，各種形式的研發投入免稅額度已經帶來了4.12億美元的稅收減免。
2009年，在以蘋果、思科、甲骨文(Oracle)、英特爾(Intel)等公司為首的一輪猛烈遊說攻勢之後，加州立法機構推出了減稅政策，受益者是在他州或他國開展業務的加州公司。多名立法分析專家表示，此一政策最終會讓加州政府每年損失大約15億美元的稅收。
加州政府面臨著預算危機，單是下一個財政年度的資金缺口就高達92億美元，原因之一便是上述的稅收流失。迫於形勢，加州政府已經砍掉了部分醫保項目，大幅度提高了州立大學的學費，減少了對殘疾人的補助，並擬將幼兒園及其他層級的學校補貼削減48億美元。
蘋果公司拒絕就其內華達業務發表評論。一些管理人員私下表示，既然其他的數千家公司也在設法減少稅賦賬單，單拿蘋果說事是不公平的。他們辯稱，如果主動選擇多交稅的話，蘋果公司就會處於競爭劣勢，公司股東的利益也會受到傷害。
千真萬確，蘋果公司的決定帶來了種種利益。上個星期，蘋果公司宣布，上個季度是公司有史以來業績最佳的季度之一。另據公司報告顯示，公司在本財年上半年的收入為855億美元，凈利潤為247億美元，銀行存款則超過1100億美元。
全球稅務戰略
起居室里、收銀台邊，每時每秒都有顧客在點擊iTunes界面的“購買”按鈕，或是在繳付蘋果產品的價款。這樣的場面每天都要重演數百萬次。
與此同時，一部全球性的金融機器轟然啟動，眨眼工夫就實現了財富在各個大洲之間的轉移。蘋果公司通過雷諾子公司來規避州政府的稅賦，同時又通過設立國外子公司的做法——尤其是將公司的銷售及專利使用費收入轉入其他國家的做法——來減少美國及他國政府的課稅額。
舉例來說，蘋果在盧森堡有一家名為iTunes公司的子公司。按照該公司在盧森堡的備案材料以及一名現職管理人員的說法，該公司只有幾十名員工。該公司存在的外部證據只有一條，那便是一個信箱，信箱上歪搭着一張寫有“iTunes公司”字樣的紙片。
盧森堡只有50萬居民。然而，按照一些現職或離職公司管理人員的說法，一旦歐洲、非洲或者中東——興許還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的顧客下載了歌曲、 電視節目或者應用軟件，相關的銷售收入就會被記在這個小國名下。一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說，iTunes 公司2011年的銷售收入超過10億美元，大致相當於iTunes全球銷售額的20%。
多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表示，盧森堡的優勢顯而易見。該國承諾對蘋果等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實行低稅政策，只要他們把相關的交易搬到盧森堡就行。這一來，本應屬於英國、法國、美國以及其他數十個國家的稅入就流到了盧森堡，只不過稅率打了折扣。
迄2007年為止，羅伯特·哈塔(Robert Hatta)一直在協助監管蘋果公司在歐洲市場的iTunes零售營銷及銷售業務。他說，“我們在盧森堡開公司，圖的是優惠的稅收政策。可供下載的產品跟 拖拉機或者鋼鐵不同，並不是可以觸摸的實物，這一來，你的電腦在法國還是英國都無所謂。只要你是從盧森堡買的，這事情就只跟盧森堡有關係。”
蘋果公司的一名發言人拒絕對公司的盧森堡業務發表評論。
作為例證，可下載產品說明現行稅收制度已經與以電子商務為主體的經濟越來越不匹配。多名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表示，蘋果公司天賦異稟，善於尋找稅收制 度的法律漏洞，善於僱用那些跟iPhone設計師一樣以擅長創新聞名的會計師。邁克爾·拉什金(Michael Rashkin)是蘋果的第一任稅務總監，曾經參與制定公司的稅務戰略，直至1999年離職為止。拉什金說，舉例來說，遠在20世紀80年代，蘋果就開始 用“庫管”（commissionaire）而不是“零售商”這個詞來稱呼海外的分銷商，成為了採用此種稱謂的第一批大公司之一。
對於顧客來說，這個稱謂並沒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地方。然而，從條文上說，“庫管”並不是存貨的主人，由此也就不需要認繳相關稅賦。這樣一來，通過“庫 管”制度，公司就可以讓德國等高稅收國家的銷售人員代表新加坡等低稅收國家的子公司銷售電腦，進而按照新加坡而非德國的稅率為大部分的銷售利潤上稅。
愛爾蘭麵包片
直至1994年，蒂姆·詹金斯(Tim Jenkins)一直是蘋果公司的一名歐洲財務經理，並且幫助公司建立了所謂的“愛爾蘭麵包片”稅務架構。他說，20世紀80年代晚期，蘋果公司成為了創 製這種稅務架構的先行者之一。有了這種架構，公司就可以把利潤轉往世界各地的避稅天堂。
那個時候，蘋果在愛爾蘭設立了如今分別名為“蘋果運營國際公司”(Appl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和“蘋果銷售國際公司”(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的兩家子公司，並在科克市（Cork）的綠野之中建起了一座玻璃幕牆環繞的工廠。據一些熟悉當時情形的前蘋果管理人員所說， 為了換取工作機會，愛爾蘭政府答應向蘋果公司提供稅收減免政策。
不過，這樣的安排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也就是說，蘋果公司可以把加州研發的專利帶來的使用費轉到愛爾蘭。這樣的轉移發生在公司內部，不過是將資金從 公司的一個部門轉入一個海外子公司而已。然而，隨之而來的結果卻是，公司的一部分利潤逃過了高達35%的美國法定稅率，轉而按12.5%左右的愛爾蘭稅率 上稅。按照蘋果公司的報告，2004年，公司的全球收入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來自人口不到500萬的愛爾蘭。（蘋果公司不曾公布時間更近的估計數字。）
除此之外，通過另一家愛爾蘭子公司——也就是所謂的“第二片麵包”，蘋果公司還把其他一些利潤轉進了加勒比地區的一些零稅負公司。英屬維爾京群島 ——避稅天堂之一——和愛爾蘭的公司備案材料顯示，蘋果公司把兩家愛爾蘭子公司的部分所有權交給了島上的鮑德溫控股無限公司（Baldwin Holdings Unlimited）。鮑德溫控股公司沒有登記在冊的辦公地點和電話號碼，登記在冊的惟一一名管理人員是蘋果的首席財務官彼得·奧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而奧本海默居住和工作的地點都是庫比提諾。“鮑德溫”也是一種蘋果，以不易變質、適於轉運聞名。
最後，由於愛爾蘭與歐洲各國簽有協議，蘋果公司還可以在不繳納任何稅費的情況下，取道荷蘭——也就是所謂的“荷蘭夾心”——將部分利潤轉往他處。這樣一來，外界觀察人士和稅政當局基本無法察知這些利潤的存在。
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擔任蘋果財務總監的羅伯特·普洛姆(Robert Promm)稱這一策略為“全歐洲最昭然若揭的秘密”。
關於蘋果公司目前的海外財務運作方式，我們沒有掌握準確的情況。2006年，蘋果公司對它的愛爾蘭分支機構進行了重組，把它們變成了幾乎不需要披露任何財務信息的無限公司。
不過，稅務專家們指出，諸如“愛爾蘭麵包片”之類的策略有助於說明蘋果公司取得如下成就的原因：蘋果公司報告顯示，公司國外稅額與國外利潤的比率去年是3.2%，2010年則是2.2%，前面五年也始終保持在個位數。
蘋果公司拒絕就公司的愛爾蘭、荷蘭及英屬維爾京群島業務發表評論。
蘋果公司的上一次年報顯示，總計342億美元的公司稅前利潤當中有240億——也就是70%——來自海外，來自美國的利潤只佔30%。然而，如今為 行業出版機構“稅務分析師”(Tax Analysts)撰稿的前財政部經濟學家沙利文先生說，“鑒於蘋果公司所有的營銷策略和產品都是在美國設計的、所有的專利都是在加州研發的，這個比例多 半應該在50%以上。”
他說，假設蘋果公司的利潤一半來自美國、一半來自海外的話，該公司去年的聯邦稅額就會增加大約24億美元，原因是利潤額增大之後，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也會水漲船高。
沙利文先生說，“跟其他許多跨國公司一樣，蘋果公司也用上了一些完全合法的手段，以便讓比例龐大的利潤逃脫美國國稅局(IRS)的監管。美國那些最賺錢的公司都減輕了負擔，普通民眾就得背上更重的包袱。”
包括前美國國會稅收聯席委員會(Congress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幕僚長愛德華·克萊恩巴德(Edward D. Kleinbard)在內的其他一些稅務專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如今在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擔任稅法教授的克萊恩巴德先生說，“蘋果及其他一些跨國公司採用的這種避稅策略不只是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這些公司的美國稅負，還包括它們在德國、法國、英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稅負。”
對於這些公司來說，此類策略也有一個不利之處：財富一旦轉出美國，回國之時就必然攤上一張新的稅單。
不過，這樣的局面興許會發生改變。去年，擁有740億美元海外資產的蘋果公司與包括谷歌、微軟和輝瑞(Pfizer)在內的將近50家公司和其他機 構結成聯盟，敦促國會推出“歸國減免”政策、允許美國企業在無需承擔巨額稅賦的條件下將財富轉回美國。該聯盟僱用了數十名遊說專家，竭力推動這項尚未進入 表決程序的措施。國會的一份報告顯示，這樣的稅收減免一旦成為現實，聯邦政府就會在下一個十年當中蒙受790億美元的稅收損失。
加州的苦果
去年六月，蘋果首席執行官史蒂芬·喬布斯(Steven P. Jobs)在庫比提諾市議會發表了一次演講。這是他去世之前的最後幾次公開亮相之一，目的則是說服市議會批准蘋果公司興建新總部的計劃。
大多數市議會議員都對蘋果公司的計劃讚不絕口，華裔女議員胡宜蘭(Kris Wang)卻提出了質疑。
本地居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她如是發問。她提議蘋果公司為庫比提諾提供免費Wi-Fi，谷歌就為公司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辦了這件好事。
會議錄像顯示，喬布斯先生的回答是，“你們看，我這個人的頭腦非常簡單。我始終認為，我們既然交了稅，這樣的事情就應該由市政府來辦。這就是我們交稅的原因。好了，如果我們可以不交稅的話，我倒是很樂意提供Wi-Fi。”
他還暗示，如果市議會不滿意的話，蘋果公司也可以搬到別的地方去。蘋果公司是庫比提諾最大的納稅人，當地官員去年為該公司估定的財產稅超過了800萬美元。
胡女士收回了自己的提議。
那次會議之後，胡女士退出了市議會。她在一次採訪當中說，庫比提諾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問題，“我們為蘋果公司位於本地而自豪。可是，怎樣才能讓他們產生更多的歸屬感呢？”
其他一些庫比提諾居民表示，作為本地最大的納稅人，蘋果公司已經做得夠多了，總體上說，各家高科技公司也促進了加州的經濟繁榮。蘋果公司的員工在本 地的餐館吃飯，參加本地的各種委員會，還為本地的公益事業捐款。硅谷的眾多百萬富翁都在向州政府繳納個人所得稅。蘋果公司在聲明當中說，公司的“全球增長 帶來了國內的工作機會，因為我們是在加州對大部分的業務實施管理的。”
聲明還說，“時至今日，我們的絕大多數員工仍然在美國工作。全美50個州都有我們的全職員工，總數超過4萬7千。”
過去兩年當中，蘋果公司還向附近的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捐了5000多萬美元。除此之外，公司捐給一家非洲援助組織的善款也達到了5000萬美元。蘋果公司在聲明當中說：“我們為許多慈 善事業提供了資助，但卻從未藉此沽名釣譽。我們關注的焦點是做正確的事情，並不是藉此邀功。2011年，我們針對公司員工的個人捐贈啟動了一個配套捐助項 目，由此大幅度地提高了受援公益機構的數目。”
儘管如此，包括德安薩學院院長默菲先生在內的一些人仍然認為，慈善活動和工作機會並不能抵消蘋果等公司的避稅決策所造成的惡果。谷歌、Facebook、英特爾、惠普和思科的全球總部離這座財政困難的學院都不到20分鐘的車程。
默菲先生說，“一說要讓所有這些公司——谷歌、蘋果、Facebook，等等——繳納數額合理的稅款，他們就會不假思索地竭力反對。他們奉行着一種反納稅哲學，給本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他補充說，“可我並不打算抱怨什麼。我們得罪不起這些傢伙。只要拿得到，一塊錢也是好的。”
新聞報導日本重啟核電站 好了傷疤忘了疼？
在關閉所有核電站幾個月後，日本重新啟動一座核電站。當地的反核運動日益壯大，但能源政策出現根本性轉變的機會依然渺茫。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關閉所有50座核電站幾個月後，日本首次重新啟動了一座核反應堆，這一事件凸顯福島核災難之後日本能源政策的尷尬處境。一方面，日本中部大飯（Ohi）核電站第3和第4號機組被認為足夠安全，可以重新並網發電，而另一方面，根據相關部門的說法，其他核電站將在今年夏末新的核能監管機構成立之後才能得到重新運營的批准。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監管機構將不再像從前那樣隸屬於經濟部。
大飯核電站的所有者是電力巨頭日本關西電力公司（KEPCO），電能輸送覆蓋大阪及周邊地區。野田佳彥首相（Yoshihiko Noda）領導的內閣同意重啟核電站是為了保障盛夏季節的電力供應。
反對意見高漲
日本民眾集會反對核電
對這一決策持批評意見的人士指出，應對災難事故發生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相關地區的負責人紛紛抱怨稱，儘管在全國范圍內，核電站周邊疏散區範圍已經擴大到30公里，但幾乎所有核電站所在地都缺乏通往外部的公路幹線，以及放射性探測儀和醫療設備。
與此同時，日本民眾的反核情緒正在高漲。 《朝日新聞》評論員協阪紀行（Noriyuki Wakisaka）估計，大約70%到80%的日本人反對核能發電。 6月底，數千民眾在東京首相官邸前舉行示威活動，抗議重新啟動核電站。脇阪紀行對德國之聲表示，"現在日本也出現了類似德國的'憤民'（Wutbürger），不過還沒有政黨在政治層面上代表這種聲音。但是不滿情緒正在上升，舉行抗議活動的是年輕人，但並不帶有意識形態色彩"。
三種可能方案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
協阪紀行不願意斷言日本未來的能源政策走向。他認為，野田佳彥在能源政策轉變方面的態度並不堅決，更為傾向於保護能源供應商的利益，這與其前任菅直人（Naoto Kan）有很大的不同。野田內閣將在今年夏天提出三種可能方案，以確定在2030年之前核電在日本發電總量中究竟佔據多少比重：完全退出核電，核電佔15%，或者核電佔20%到25%。日本社會將為此展開一場廣泛的討論，以做出最後決定。
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這都將是某種程度上的政策轉變。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的日本問題專家蒂滕（Markus Tidten）提醒人們注意，日本政治人物迄今為止在核電問題上的口吻已經有所變化："日本政府不再談退出核能，而是擺脫對於核電的依賴"。蒂滕估計，從中期而言，核電將佔日本發電總量的20%左右。而在福島核災難發生之前，這一數字接近33%。
東京電力（TEPCO）國有化
過去幾週內，日本大型能源供應商和核電站運營方的股東大會也都否決了"退出核能"的要求。蒂滕對此做出的總結是，在大約50個核電站關閉的幾個月時間裡，人們確信"要引入額外的石化能源以保障日本工業繼續正常運行，必須耗費巨額資金。這是一筆非常昂貴的買賣。"
柏崎（Kashiwakazi）2007年曾發生6.8級地震
福島核災難所造成的損失也同樣慘重。為了向受輻射地區的數万民眾提供賠償，同時又避免東京電力公司破產倒閉，日本政府成為了東電的最大股東。到現在為止，政府已經向這個永遠與福島核災難聯繫在一起的公司注資約合250億歐元。
艱苦的能源轉型
日本問題專家蒂滕認為，東電公司實際上的國有化"也有一些緩和內政的意味"。這樣的話，再次啟動核電站的時候，問題就會變得簡單一些，"如果民眾知道，現在不是哪個只想賺錢的經濟財團在做這些事情，而是我的政府"。
東電公司希望無論如何都要重啟核反應堆，當然不是在福島，而是在西北海岸地區的柏崎刈羽（Kashiwakazi-Kariwa）。儘管從7月1日開始，太陽能發電的入網補貼將提高為每千瓦時42歐分，日本的能源轉型還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作者：Hans Spross 編譯：石濤
責編：達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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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歐盟即將懲罰“華為”和“中興”杜塞爾多夫
據德國《商報》週四（7月5日）報導，歐盟即將對中國電信設備供應商徵收懲罰性關稅。該報報導說，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供應商“華為”圈內人士相信，歐委會在夏季休假前就將展開正式調查。兩週前，《金融時報》曾報導說，歐委會已收集到華為和“中興”（ZTE）這兩家公司採取傾銷戰略的足夠證據。華為公司在接受《商報》詢問時反駁了相關指控，並稱，既未得到國家的非法補貼，也沒有進行傾銷。不過，該公司圈內人士預期，歐委會今年夏季休假前就會展開調查。報導稱，歐中雙方將在政治層面磋商，如何解決相關問題。 《商報》報導說，德國聯盟黨議會黨團一名專家指出，沒人願意發生貿易戰，但歐盟意在劃一條紅線，否認，中方很快就不會把歐盟當一回事。歐委會貿易委員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懷疑，中國生產商借助國家提供的非法補貼，部分以明顯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對外傾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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