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 by Charles Handy
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你拿什麼定義自己？組織大師韓第的生命故事}台北：天下文化，2007
這本書中國在年初出版（早台北半年），書名為{思想者：查爾斯‧漢迪自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他的故事，其實早已分散在過去他出版的近10本作品中。現在70歲初，再說一變給新人聽聽。不知道會不會有溫故知新的意義和作用?
回顧自己的一生，韓第發現自己有好幾個面向，有些甚至同時並存。這樣的事實反應到商場上，卻會造成疑惑不解。誠實面對自己，不要裝做不是自己的人，是韓第給你我的忠言。
生命就像一個八斗櫃，每個抽屜都有內容。
身分（identity）是個謎樣的主題。要像別人看我們那樣看自己，並不容易。有個朋友曾經把自己的生活形容為威靈頓斗櫃，那種堆疊了八個抽屜的高腳 櫃，他說，每個抽屜代表生命的一角，對他的全貌提供了不同角度的一瞥。而且，其中有個抽屜是鎖上的，外人見不到內容，還有一個抽屜是連自己也打不開的，那 就是他的下意識。
這時候我想起了早年在探索社會心理學時學到的「喬哈利之窗」（Johari window）。名稱來自製作此圖的兩位教授的名字，喬和哈利。方形的窗框隔成四個象限或窗格，可標示為A、B、C、D。
整扇窗代表的是你這個人：別人看到的你，和你所看到的自己。別人從窗子的一側看你，而你則從窗子的下面看自己。窗格間的分隔很厚，視線無法穿透，因此沒人 能看見完整的你。他人所見的你，是A和D兩窗格代表的部分，你自己看到的是C和D。換句話說，你的D窗格那一面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C是只有你曉得的，至 於B，卻是對任何人都不開放。喬和哈利認為，假如你能使D窗格的面積儘量擴大，你這個人就更能發揮。
前不久，我有機會拜訪印度德里一家電話客服中心。他們接聽美國線上（AOL）和戴爾電腦的美國顧客電話，負責解答疑難。當時是德里時間的中午，這家中心幾 乎空無一人，因為美國還在夜裡。該中心的主要工作人員都在傍晚抵達，他們會換下印度服裝，穿上西式服裝，使用美國名字，而且盡自己能力所及，模仿美國口音 說話。
在個人生活中不敢做的事，為什麼在商場上卻做得出來？
我們離開時，心中仍對這個雙重生活的要求感到吃驚。究竟，這些員工是怎麼應付白天是印度人、晚上是美國人的變化？難怪很少人在此留任超過兩三年，即使薪水不錯。
然後，我開始反思自己，我不也一樣，在走進某個組織的辦公室前，已經換了服裝、改了態度，變成不是家人所知道的韓第了？或多或少，我們全都得向環境看齊。
英國每年有一個帶女兒上班的日子，父母可以帶年幼的女兒去辦公室，見到爸媽的另一面。
「媽咪，爸爸在那裡可是個大人物呢，」我聽過一個女兒回家時這麼說，這句話傳達出許多言外之意。
職場的獅子王常是家中的小貓咪，反之亦然。我們往往和德里電話客服中心的員工沒有兩樣，一人兼具雙面。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可能有。
道德上的一個大謎是，在個人生活中連做夢都不敢做的事，為什麼到了商場上卻做得出來？許多人已經發現，和朋友或親人共事是步步地雷，因為公私領域出現了重疊。你會全面接受一個朋友的一切，包括他的怪癖、缺點、技能、天賦。
不管好壞，他們就是他們。
可是這在辦公場合卻行不通。作為他們的上司或同事，你會覺得必須設法改變他們，甚至要求他們離開。
實情是，在不同的環境裡，我們都有不同的舉止，就某方面而言，的確成了不同的人。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在個人的那扇喬哈利之窗中，盡可能打開左下角那塊窗格，而且或許稍稍探索右上角那塊隱藏的窗格，公開而誠實地面對自己，不要裝成一個不是自己的人。
一個人被人記住，不是因為他怎麼賺錢，而是他怎麼花錢。
我們的一生其實是在尋找自己的身分。生命的過程，像是爬一座身分的梯子，梯子的第一階是生存，我們能不能餬口、養家、維持一份工作或獲得一個資格？
接下來，生存不是問題了，我們必須表達自我，以某種方式顯示自己與眾不同，建立自己獨立的身分。對大多數人而言，中年的成就代表達到了這一階。
但是這個梯子並不止於此。我們仍然渴望在世上留下標記，希望因為我們活過而使世界變得不一樣。
因此，梯子的最後一階是「貢獻」，是對自己以外更大群體的付出。貢獻不必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對許多人而言，子女就是最好的遺產。對有些人而言，是他們 的工作，或是所創的事業，還有的人則是他們所拯救或改變的生命。有如當頭棒喝的是，一個人並不會因為怎麼賺到錢被人記住，而是因為他怎麼花錢而被記住。
全球化頂多只能說是有好有壞。至少沒人能選擇不要全球化，連寡民小國不丹都辦不到，已經逐漸被迫開放原本的封閉社會。現在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停下來了。
然而，當企業和國家一直搶著向前，深怕科技落後時，全球化的確鼓勵、甚至迫使科技擴散到各地。對於競爭優勢毫不留情的追尋，使得奔忙的資本主義蜜蜂總是在 尋找最新、最廉價的花蜜，永無止境。成本和價格因此得以降低，但蜂群也因此必須不斷移向更新的領域，將知識技術散布得更廣，就業和財富緊跟其後而至。
那是好消息。壞消息則是，當蜂群移往下一個地方時，留下來的是一片真空，除非它們棄守的國度已經運用之前注入的金錢和技術，建立了本身的人才庫，而且能保持人才不流往境外。
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本質上是貪婪、匆忙的。國家的考慮以世代計，公司則以年計，最多五年。儘管它們本意是好的，社會學家高夫曼曾經稱大多數企業和地主國之 間是「計程車」關係，親密而短暫。地主國必須趁公司還在境內時，儘量壓榨它們，並且忍受其造成的部分社會錯置問題，不過，地主國首須引誘公司進駐。
不幸的是，其中一種社會錯置的情況，似乎是經濟成長無法避免的後果。經濟成長越快，最頂層和最底層的收入差距就越大，即使像英國那樣，有個工黨政府誓言要縮短貧富差距，也沒有用。
可憐的是，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時，健康惡化、憂鬱症和暴力在低收入人口中，似乎節節上升。這是個矛盾，經濟的成長經常帶來社會的衰退。
收入鴻溝的擴大，可以上溯至全球性的就業市場，在這個市場裡，能力、勞動力可以跨國交易，以致最好的人才有一個固定的國際價碼，同樣地，在收入的另一端， 勞工也有一個國際定價。既強迫成本下降，同時又強迫某些價格上升，這就是市場的乖張作風。贏家全拿。所以，富者越富，而貧者呢，即使以絕對價值而言他們的 收入是多了，卻被拋到更後面。
我並不清楚要怎麼才能扭轉這個趨勢，不過，我們當然可以採納更多方法來提高下限，把最窮的人帶進市場經濟，使絕對的貧窮成為歷史。這對我們也有好處。
到頭來，假使富人想要不斷累積財富，就必須先協助窮人變得有錢一點，這樣整個世界經濟才能以級數成長。你說怪不怪？問題的起因是國際市場，而最好的解決方式也是國際市場。這就是經濟學，曉得了吧。
金錢從來都不是成功的唯一標準，這不是新聞，奇怪的是有那麼多人仍舊表現得好像它是唯一的標準。對不少人來說，錢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讓家人過得更好、買到舒適生活的一個方式。然而，如果因為物欲，必須做自己憎恨的工作，那就可能成為浮士德的交易。
另一方面，有的人決定要當牧師、護士或藝術家，跟從自己心中的召喚，所獲報酬極少。可能他們會為了一個理想而選擇幾乎無償的工作，像我擔任醫藥專業宣教士 的姑姑一樣，將生命給了印度比哈爾的窮人。或許金錢被稱作compensation（譯註：酬勞，本義為補償）是有道理的，它補償了你，使你願意去做那些 要不然毫無理由去做的事情。
經濟學智者凱因斯說得好，只有當我們變富之後，才能「重新視目的重於手段，寧取善、不取實用，然而那個時代尚未到來……貪欲、放高利、提防之心被我們奉若神明的日子還不能結束。因為它們可以領著我們走出經濟需要的黑暗隧道，進入白晝的光明。」
但是，凱因斯指的富，是多富有？瀏覽任何報紙的商業版，都不難讀到，英國的企業大亨，有好幾個去年已經拿了超過四、五百萬英鎊回家。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被開 除時，也帶走幾乎一樣多的錢。那還只是英國而已。在美國，他們能賺到英國的十倍。我想知道，他們的錢都怎麼用？醫生、教師、警察做的工作一樣有價值，賺的 錢卻遠不如他們，公平嗎？
那些企業界的大人物，幾乎可以肯定是沒有辦法花光所有的錢。我有時候想，不如在報上登個廣告說他們有多富有，或是拿《泰晤士報周日版》的富人排行榜給他們的朋友看看，可能更簡單一點。
全球第二首富巴菲特，生活簡單，花的錢不多。他的財產只是測量他的商業頭腦的一把尺。「錢跟著工作而來，」這種人說，「我沒去追求，也不去想它。」如果你 是醫生，成功的量尺是治癒的病人有多少；教師的量尺是進步的學生有多少；如果你在企業界，那麼成功的量尺就是你賺的錢有多少。那是區分高下的方式。
但是經濟學家會說，讓大家繼續相信擁有的越多、會越快樂，仍然很重要，因為除非有更多人繼續花更多的錢，否則經濟就不會成長。你可以這麼說，花錢超過自己的必要開銷，或者超過自己想花的錢，就是我們的社會責任。怪吧。
在個人層次上，如果按照亞里斯多德關於「足夠」的學說去做，日子會簡單得多。在我們找到自己在金錢方面的「足夠」定義之前，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而這個 自由指的是能夠追求自己人生真正目的的自由。除非如此，否則我們會繼續當老闆或職業的奴隸，繼續跟著他人心目中的優先次序亦步亦趨。
不過，安於「足夠」的意思是，我們必須放棄金錢的其他用途。錢不再是成功的象徵，不再能用來定義自我，也不再能拿它當藉口或補償、不去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我們必須打開心胸，誠實面對自己真正看重的東西，面對我們希望如何定義自己、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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