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間煉獄 LXXXI (81st、八十 一) ：
加州、大倫敦區，災情慘重。
客座評論：中國抗疫成果是威權制度功勞?
從新冠病毒產生至今，整個世界目睹了三個階段：病毒出現的初期階段、抗疫階段、疫苗與抗疫並存階段。這個世界已經或者即將就要進入抗疫的第三階段，政治學者張俊華認為，對這一年多來的抗疫歷程，作一個制度上、理念上的思（德國之聲中文網）民主制度與威權制度在這次抗疫過程中確實都接受了一次測試。中國官方新聞聯播每天都在公佈世界以及美國因疫情確診和死亡的人數，實際上也是在傳送著這樣一個信息：中國政府成功地戰勝了新冠病毒，中國的政治制度勝於西方的民主制度。至於有個別的中國學者更是歡呼，中國的製度優越於西方的民主制度，甚至堅信這個制度能被更多國家接受。
在這裡，我暫且不談病毒出現的初期情況。單就如何應對病毒的情況來說，中國、台灣、新加波、新西蘭、韓國等國家和地區顯然比其他國家要更有效。這裡具體的原因很值得進一步探討– 不僅應該從抗疫的專業角度，也應該從政治學和社會學角度考量。這裡我暫且以中國與西方的幾個“大國”（美國、德國、法國等）來作個粗略的比較。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中國的威權主義是一種家長式的領導方式。在這種思維環境下，公民的權利與責任都是次要的甚至微不足道的。所有的公民都是中國共產黨或者政府的“子女”。要指出的是，這種家長的含義也是東亞式的，即家長對子女享有絕對的權威，這跟西方的家長概念已經有區別。絕對權威客觀上就體現了一種家長與子女在決策上的不平等。按照中國威權的思維，家長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的利益，至於孩子是否接受這種方式，不在家長討論的範圍。日本韓國儘管也有這種家長理念，但那裡畢竟是開放式的社會，所以家長式管理不可能完全能成為一種統治國家的實踐。而在中國這樣環境下，出現了國家至上、黨的利益至上的官方宣傳以及實踐的要求是必然的。 “父母官”的稱呼在中國語境下能被接受也就體現了這種精神。在武漢疫情高峰期間，警察和保安用木板鐵條強制性地封住據說是確診病毒人家的大門，就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進行的。而在西方民主國家，這種暴力現象肯定違背基本理念，同時也是違法的。即便在威權國家的俄羅斯，似乎家長式的管理模式比中國還是要寬容不少。
家長式的領導方式造成的惡果是什麼呢？那就是，如果有了成就，那就是官方很容易把它們描述成黨的成就，國家的成就，個人的價值肯定不如黨和國家的。但是，倒過來，一旦出了事故，比如一旦由於某種原因一下子死了很多人，百姓很容易遷怒於共產黨和政府，這樣領導層就非常害怕民眾會出現動亂甚至暴亂。正是在這種語境下，胡錫進在今年4月30日講的話，才能讓人理解：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月29日突破百萬後，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推文譏諷說，這種情況若發生在中國，人民早就鬧革命了。
應該承認，西方世界中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確實在這次抗疫過程中表現不佳。像特朗普這樣的國家領導並沒有起到他應該起的作用。他的不作為、少作為甚至是跟專家唱對台戲的政策的後果已經體現在今天美國的確診人數以及死亡的人數上。儘管我至今沒有看到這種報導，但我可以想像，在美國肯定有個別家庭因為病毒的災難控告美國政府或有關負責官員失責，然而，即便如此，這肯定也是很個別的。必須看到，在災情如此劇烈的國家，確實也沒有因此出現由此“鬧革命”的動亂或暴亂。即便在俄羅斯，同樣也是一個威權國家，但家長式的領導氛圍顯然少於中國，那裡確診近三百萬，死亡五萬，也沒有發生革命。換言之，如果我們今天來解讀胡錫進的話語，那就是：家長式的統治越強，政權的脆弱性也就越大。這就是中國為了維穩需花費這麼多錢的原因之一。
不同的"製"度決定了不同的理念以及不同的應對疫情的方式。在民主社會，透明是一個很重要領導方式。在抗疫過程中，政府把病毒的特性以及疫情的實況及時告知公民，這是每個政府必須做的事情。其次，民主社會是由幾個重要的理念支撐著。首先是自主，即每個成年人應該有自主的能力。自主意味著每個人在決定做還是不做某件事上的決定上，自己必須對自己負責。同時，自由也是一個與自主有著直接關係的理念。民主社會的設計就是盡量保護個人自由的權利。最後，民主社會還有一個重要理念是責任（responsibility），即對自己以及對社會負責。應該看到，自主、自由的理念與責任的理念並非能時刻相處得那麼和諧，相反，這裡，經常會產生矛盾，而在疫情階段尤其如此。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在這幾種理念有矛盾時，大多還是以解釋、呼籲、懇求的形式，讓公民強化自己的責任感。而當今的西方社會，僅僅從民族和個人的多元化角度來說，這種呼籲與懇求並非一直有效果。當然，即便是民主國家，在治理方面的做法並非完全一致的。從經濟政策方面來看，我們時常把美國稱為“自由資本主義“(free capitalism)而把毆洲大陸的民主國家稱為”社會資本主義“(social capitalism)。這兩個概念實際上也體現在國家管理各個層面。一般的來說，在”社會資本主義“的公民對自己政府要做的事情的期待大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公民。而在”社會資本主義“內，又有區別。比如說法國跟德國的治理方式又不一樣，往往會顯得政府的權力更大一些。
不管如何，對西方國家來說，在各個價值理念之間做一個理性的平衡，並非易事。而這次抗疫過程，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一個平衡的過程。少數人上街反對政府的限制措施，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一部分人把自主、自由的理念置於責任之上。至於那些宣傳與相信陰謀論的就另當別論。而這種上街遊行抗議現像在一個威權國家像中國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了。當然，也許正是這種不可能和國家機器的威嚇作用，才保證了中國1-3月份抗疫能順利進行。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有一個問題是威權與民主國家都必須面對的，那就是，當限製商店、企業、學校、個人行動過長時，就得考慮一個如何在有效地限制病毒的擴散與恢復經濟等方面之間保持一個平衡。記得今年四五月，中國政府鼓勵百姓進餐館、商店消費、努力提倡恢復經濟時，遭到了國外一些中國問題評論者的批評，現在看來，這種批評確實是偏頗的。
當然，抗疫中有些現象並非完全能以邏輯來解釋，或者說暫時難以解釋清楚。比如說德國。按照德國人的文化與習慣，對自己的克制和對周圍人的負責的理念和能力應該說比較強，而這在病毒第一波的時候確實充分體現出來，也得到了鄰國的讚賞。但是，在第二波出現以來，政府的半限制措施顯然效果不大，確診與死亡數字居高不下。原因到底何在，我想，這個問題不僅防疫專業人士值得研究，政治學與社會學者也需思考。
西方國家都清楚，中國那種家長式甚至是“棒子底下出孝子”的虎爸虎媽管治形式，在民主國家肯定行不通。在這種背景下，新西蘭、台灣的民主制度的經驗包括德國前期的抗疫成功經驗，就特別值得研究。想起中國在今年剛進入後抗疫時期，在國際上非要讓人家學中國經驗，而不考慮他國理念價值觀的不同，顯然有些太魯莽和笨拙。
總之，這次疫情使各個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和教訓，也給社會學科帶來很多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這篇小文就算是個起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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