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模式”的命運
【編者按】本文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終身教授丁學良先生談當前中國政治系列文章的第三篇，前兩篇分別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四條邊界線》和《走活中國政治改革的兩步》。
我們都明白，這個全球媒體“頭版中國”的現象首先是因為今年從2月初開始，中國發生了頗具戲劇性的幾個事件，早年學習傳媒的前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一不小心，就幫了“中國話題”一個大忙。如果把這幾個事件理一理，可以看出一個更基本的全球深度關切在里邊：國際上眾多的分析家們，包 括和國際政治相關的分析，更包括和中國的國內政治和法律相關的分析，都在關註中國最高層的權力轉交以及這種轉交會導致什麽樣的社會和經濟變動。國際上的分 析家們尤其是主流媒體的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南海敲定的——中國之所以經常成為國際媒體的頭版話題，歸根到底是北京曾經宣佈今年年底要召開中共“十八 大”。重慶事件等突發事變之後，“十八大”會不會按期舉行、如何舉行，日益成為全球關註的焦點和政治流言的溫床。
按計劃應在今年年底前召開 的中共“十八大”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它預示著：自從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之後，三十多年以來有關中國黨政最高層權力轉交和人事安排的“鄧小平模 式”，已經走到了難以持續的關節口。這里所說的“鄧小平模式”，不是指經濟發展的道路和總政策，而是專指中國最高黨政權力的交替與人事安排的方式。這個意 義上的“鄧小平模式”，用一句很淺顯的話來概括，其最核心和基本的思路，就是“開明專制”。持極端左派或極端右派政治觀點的評論家們，可能有些人不同意這 個概括。但我認為，將1970年代末以來關於中國最高黨政權力交替和人事安排的方式概括成“開明專制”，基本上還是公允客觀的。
這 個“開明專制”的模式有一個基本的“戰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桿是，必須存在著一位獨一無二的“開明專制者”（英文很清楚，是單數不是復 數：Enlightened Dictator，參閱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須要有這樣一位具體的個人高高在上，否則，“鄧小平模式”就很難操作，維持不下去。鄧小平本人從1970年代末開始，一直是按照這個 模式來選擇、安排中國黨政最高層權力轉交的架構和人事佈局的。當鄧小平在黨內外、國內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裡，他用這種方 式來安排最高層權力和人事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毫無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讓他的意志貫徹不下去的地步。
首要原因之一，是那個時候，無論在中國 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大部分人都認為鄧小平是毛澤東晚年以來，即從1970年代初以來，最高層里惟一能使中國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廣泛危機的政治家。終 身研究中國高層政治的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多次對學生們說，雖然當年中國人從上到下痛悼周恩來的逝世，不過從中國改革的長遠角度看，周恩來沒有活過毛澤東反 倒是件好事，因為周那樣“舉輕若重”、“如履薄冰、如履深淵”的人在毛之後，是缺乏足夠的膽略去開創改革的大局面的；周只能對之作些小修小補，讓毛體制苟 延殘喘（馬若德：《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原中文譯版，第435-482頁）。
力圖使中國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和普遍的 災難，鄧小平本人為此付出過相當多的代價（即“三落”），又沒有完全被“文革”毀掉（即“三起”）。由此而來，他作為“開明專制者”來選擇中國下一代甚至 下兩代領導班子的人事安排時，送出去的是一個不用講得百分之百明白、但大多數人都能夠“領會”的訊息。這個“訊息”就是：我鄧小平是有超常的 （superior）政治智慧、政治遠見和政治判斷力的首席操盤者。因為他自己具有這樣的超常素質，那麽在邏輯上順理成章的就是，他最有能力來設定下一 代、下兩代可能的接班者中同樣具有這些素質的人。他自己具有這些素質，這已經 “被驗證過了”（proved），幾次過關了。
這一點連中共 領導層里資格比鄧小平更老的陳雲也不否認。1970年代末在討論毛澤東之後由誰掌舵中國這艘又巨大又破損的船的時候，黨內有些人提名陳雲，因為早在 1931年9月後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他就是其成員了，1937年12月成為正式政治局委員，而鄧小平是在1955年“七屆五中全會”上才補選入政治局 的（詳閱 Thomas Kampen,《毛澤東、周恩來與中共領導權的變遷》，香港時代潮流出版公司譯本；趙家梁和張曉霽：《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第1版）。但陳雲公正 地說，雖然我資歷更老，不過我對打仗沒什麽經驗，鄧小平同志這方面經驗豐富。考慮到我們中國是個大國，頭號領袖人物必須具備軍事戰略方面的領導水平，還是 請鄧小平同志掌舵吧。
雖然鄧小平是久經鍛煉的“回爐精鋼”，但他所選定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只能說是潛在地具有他的那些素質，還有待 “被驗證”。當然我們都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麽，先是胡耀邦，然後是趙紫陽，只有“一起一落”。但直到現在我們都可以很客觀地講，1980年代鄧小平挑選的這 兩個最高層黨政接班人，在胡趙他們那一代里確實是最優秀的，雖然他倆各有自己的短處，綜合地看，仍然是德才兩方面最優秀的。
可惜的是，“鄧 小平模式”連續兩次遭到嚴重挫折。這樣的挫折在我看來，反映了“開明專制”內在的、難以擺脫的矛盾，就是“專制”和“開明”之間的矛盾。開明專制一定是具 有兩面性的，二者之間有著時隱時現的緊張關系。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臺，薄一波帶頭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趙紫陽1989年5月下臺，李先念帶頭開 炮。可以說，這兩次都是“專制”越來越占上風、“開明”越來越占下風導致的結果。鄧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時候，人們希望他的“開明”越來越 多，“專制”越來越少。但是，由於黨內、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包括軍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寧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術語來講，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大支 柱”），綜合意義上的政治力量的對比，使“開明專制”的內在矛盾激化，越來越使“開明”退步，使“專制”高漲（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香港新世紀出 版社2012年版）。
可以說，1989年那場嚴重的政治危機之後，對鄧小平來講，能夠在他餘生之內不讓“專制”完全壓倒“開明”，就成為他 唯一有機會留下的正面政治遺產。這一點我們後來看得越來越清楚，在越來越多的回憶錄、傳記、文獻、解密（不是指中國官方的解密，而是有關1989年中國大 陸危機的美國、歐洲、日本、台灣保留的很多資料後來逐步解密）和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當時及其後的三、四年間，對鄧小平來說，不讓“專制”完全壓倒“開 明”，也就是阻止完全倒退到毛澤東治國路線，成為他餘生的最後一戰，戰得異常艱難。
在1989危機之前和在那之後的兩個階段，鄧小平在黨政 體系內的決策分量，已無法相比。我和一些體制內的老同學、老朋友、老同事多次私下交流中，大家有一個基本的估價，就是1989年危機之前，“鄧小平模式” 更像一個傳統家族企業，他是大家長，別的人雖然也能講講話，但基本上是鄧小平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來了，別的人可以有疑問和不滿，卻不能改 變這個大家長做出的決定。但1989年危機之後，這個“鄧小平模式”越來越不像一個傳統家族企業，而像一個股份公司，別人參股越來越多了。
我 們在私下討論中都覺得，用這種公司治理模式來類比，很能說明問題。鄧小平不再是以前那樣的大家長，而只是大股東，控股雖然超過50%，但不是80-90% 那麽大。1989年危機以後，在最高層權力交替和人事安排上，鄧的“股權”可能就是50-60%，其他幾位元老特別是陳雲、李先念等，每個人手裡都有“股 權”，都能對大股東的意圖和決策提出質疑甚至抗衡。粗略算了一下，陳雲手裡至少有20－25%的股份，他和鄧加起來有80%；如果他倆不發生分歧，大事就 能很快擺平，否則事情就不易搞定。剩下的幾位次級元老加起來大約有20%的股份，他們若是和陳雲一致，鄧就得退半步。
鄧小平在這樣的“股份 公司”架構下，在黨政權力轉交和人事安排上，不得已做了讓步和妥協。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們從很多解密資料和回憶錄中看到，江澤民並不是鄧的首選，李鵬也不是 鄧希望長期做下去的總理人選。更多的消息表明，雖然鄧小平是1997年2月去世的，但1992年“南巡”之後，至少從1994年開始，健康狀況讓他已不能 過問一些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鄧本人親自操作“鄧小平模式”也就是到了1993－1994年這個時候。在那之後，“鄧小平模式”餘威尚在，但已經不是鄧 本人在親自操作。
問題就在於，鄧小平之後，中國的最高層里已經沒有任何人像鄧那樣，夠格成為一個新的“開明專制者”（是單數不是復數）。鄧 之後，這個獨一無二的“開明專制者”沒有了，越往後越不可能再生了，以後除非有人能夠剋服極其重大的危機和挑戰，否則也出不了鄧小平那樣的大家長。從 1989年下半年開始，江澤民做了名義上的黨政最高領導人，共做了13年。不論從他講話的方式，還是從重大的國內和國際政策來觀察，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在 鄧小平身體不行、人還在的三年多時間里，江是非常謹慎小心的，鄧“餘威懾人”。
從1997年初鄧去世一直到2002-2003年這段時間， 江作為頭號領導人才真正放開手了。那時候國內外分析家們提出一個問題：江有沒有可能成為鄧那樣的人物？當時有一些人說“能”，國內多一點，洋人中也有，最 有名的就是寫《他改變了中國》的庫恩，他是國際上最有名的江氏鼓吹手。這也是和庫恩的商業利益相關的，他在中國投資，越做越紅火。
今天的問 題在於，鄧小平之後的體系，要想以“鄧小平模式”繼續作出中國黨政最高層的權力轉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觀條件越來越不具備，這才是從今年2月初到現在中國一 系列事態背後的深層原因。國際上做政治學分析的、長期關註中國和類似體制（如俄羅斯及其他轉型國家、拉美和亞洲不具有穩定議會民主制的國家）的很多人，都 同意這樣一種觀察，就是目前的、即鄧小平以後的中國，是“A dictatorship without a dictator”。
這句話 雖然很簡單，但翻譯成中文時卻容易引起混淆，得稍做點解釋。這里的dictatorship是現代的而非古典的定義（古典意義上的這個 dictatorship體制是很正面的），它的現代定義涵括了所有那些與普遍民主制對立的政治體制。應用到當今的中國，無論是在列寧主義的話語系統里， 還是在其他流派的話語系統里，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一黨專政制度。而以上那個短語中的dictator則既是在古典的、也是在現代的定義上使用著。我們曉得 1949年之後，沒有哪個中國最高層領導人樂意被稱為dictator，不管他本人是不是。但這個詞的精確漢語翻譯是“獨裁者”，可以看看1949年之前 的文獻，那時的翻譯是準確的。為什麽翻譯成“獨裁者”？“裁”是決策過程，“獨”是“一人”的意思；解釋得更細一點，就是“一個單獨的、最重要的決策 者”，這才是準確的涵義。所以鄧小平之後，中國的政治制度，在國際上被認為已經沒有一個dictator，但仍然是個dictatorship，麻煩就越 來越多，操作起來越來越困難。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中國今天還有1989年危機前的鄧小平那樣的一個大家長式的人物，高層雖然對“十八 大”人事有多種意見和多種名單，議論紛紛，只要鄧小平一拍板，誰應該進中央常委，誰不應該進，如果鄧真的堅持，雖然有別的不同意見，這個事情基本上還是會 按鄧說的確定下來。但麻煩的是中國已經沒有這樣的“單獨裁決者”了，所以才會有薄熙來那樣的發飆發狂狀態，就是他很不服氣：為什麽我不能進常委，為什麽我 不能接班？不論對薄熙來這個人和他的政策怎麽評價，但他站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覺得那是順理成章的事。所以他才不斷造勢炫耀，對外“唱紅”，說他是“招搖過 市”也行。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鄧小平還在世，這些狀態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當今中國的問題是，存在著一個dictatorship，而又沒有一個 dictator（“單獨裁決者”），發生這些事關最高層權力交接的爭議和對抗，該如何裁決？
薄熙來力圖對中共最高層權力的交接過程，加進 去一些他自己喜歡的運作方式，他差不多已經做到三分之二了。但他“價值實現”的最後一跳，借用馬克思描述商品流通的話，也是他“最危險的一跳”；跳成功了 是超額利潤，跳躍不成就是雞飛蛋打，薄熙來的結局是後者。所以我們現在要問一個基本的問題：“鄧小平模式”越來越難以運作下去，該怎麽辦？這乃是下一篇評 論討論的中心問題，也是全世界都在問的一個問題。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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