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醜聞與野心：“新冠病毒外交”中的中國紅會
中國紅會由共產黨掌管，官僚主義和政治指令導致它在武漢的救援行動遲緩，引發不滿。但中共正將它塑造為成功抗擊疫情的使者，以反擊國際批評、提升形象。
赫海威,黃瑞黎
上個月，武漢紅十字醫院的醫護人員與一名康復的冠狀病毒患者揮手告別。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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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抗擊肆虐武漢的病毒，捐款如潮水般湧來，執政的共產黨將這些捐款轉給了一個它信任的組織：中國紅十字會。
它有著人們熟悉的紅白標誌，看起來就同任何一個紅十字會組織一樣，在世界各地以政治中立和獨立的姿態奔赴災難現場，部署醫療人員，籌集資金。
但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中國紅十字會是由中國共產黨建立、資助和掌管的——這使它實際上成為一個政府部門，有時，該組織助人的目標與共產黨保持社會控制的利益是對立的。
等到官員們開始分發救援物資時，他們把成千上萬的口罩送到沒有為冠狀病毒患者提供治療的私營診所。在一次較早的運送工作中，他們優先向當地官員而非醫療工作者發送物資。還有一次，發放的裝備不符合要求。
“真是要哭了，”接到紅十字會分發的數千個非醫療級口罩後，武漢漢口醫院的醫生常樂在網上發布的一段視頻中說。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在中國擁有9萬個分會的紅十字會，是應對中國一些最嚴峻公共衛生挑戰的可靠工具。中國共產黨可以在不放鬆社會控制、不令公民社會抬頭的同時，獲得慈善事業的好處。
紅十字會是中國最富的慈善機構之一，它幫助共產黨控制突發事件中的公眾捐贈 ，讓北京來決定如何使用這筆錢，並確保國家因做好事而獲得讚譽。與此同時，該組織的主導地位限制了可能挑戰共產黨的獨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但政府施加的層層官僚主義和政治指令，可能會延緩該組織在危機中的反應。較小的分會需要上級分會的批准。組織內部的黨員控制員工。在武漢，紅十字會被決定分配物資中行動遲緩的當地政府官員拖了後腿。與此同時，該組織還在努力擺脫醜聞纏身、侵蝕公眾信任的過去。
中國紅十字會沒有回應記者的多次置評請求。中國紅會所屬的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則為組織在武漢的行動進行了辯護。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為向最脆弱的群體提供至關重要的人道主義援助和人力資源夜以繼日地工作，”該聯合會在一份聲明中說。
隨著公眾的不滿越來越強烈，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要求紅會更加公開透明。習近平在二月表示：“紅十字會要高效運轉，增強透明度，主動接受監督，讓每一份愛心善意都及時得到落實。”
對習來說，紅會的公信力至關重要。
在他上台後，中國紅會越來越多地被派往海外，幫助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該組織是他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參與者，為這個由國家主導、 在亞非歐各地打造經濟和地緣政治聯繫的計劃增加了一點人道主義色彩。
現在，紅會也是該國成功抗擊新冠疫情的使者 。該組織的醫學專家正在意大利、伊朗和伊拉克分發抗疫物資、提供建議。該組織的領導人擁護中國的抗疫策略 ，並敦促各國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
這些做法正在幫助中國反擊來自國際社會的批評 ，即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掩蓋、淡化病毒的嚴重性，從而加劇了疫情的蔓延 。
“中國紅會是在中國的'新冠病毒外交'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理想機構，”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政治學名譽教授卡爾·塞耶(Carl Thayer)說。 “表面上看，它是獨立於中共的，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2月，武漢一批正在轉運的醫療物資。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紅會的糊塗賬
當新冠病毒圍困武漢時，數千萬美元的捐款紛至沓來，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國僅有的五個官方慈善機構之一的紅十字會。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捐款70萬美元，路威酩軒集團(LVMH)捐款230萬美元，本田汽車(Honda)捐款140萬美元。
在發生自然災害的時候，中國政府在慈善捐贈方面往往讓紅會處於近乎壟斷的地位。但紅會跟中國許多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一樣。它的官員通常缺乏現場專業知識。集中的權力有可能延誤在現場的決策。
在武漢，這樣的問題很快凸顯出來。
該慈善組織沒有物流網絡來分發物資，卻不願讓其他組織提供幫助。武漢從1月23日開始的封鎖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紅會難以找到車輛來提貨。地方政府控制著紅十字會對醫院的援助分配，但其遲鈍的反應很快引起了強烈抗議。
在2月初的一個寒冷的日子裡，幾名醫務人員在武漢一個龐大的會展中心外焦急等待收取捐贈的醫療用品。該中心有17個足球場那麼大，擺滿了箱子、口罩、防護服和其他防護裝備。
武漢市漢口醫院的常樂醫生說，他之所以去倉庫，是因為有捐贈者向該醫院送去了1萬個N95口罩。但他說，當他到達時，口罩已被重定向到其他地方，取而代之的是紅會給他的一些不合標準的用品。
“我就請問武漢紅十字會，定向捐贈的物資，你們憑什麼可以自行分配？”常樂醫生在社交媒體網站微博上的帖子中寫道。
他後來在接受采訪時說：“民間捐贈是最快的，因為它不受體制的約束。”
沮喪的活動人士對湖北省紅十字會發布的數據進行了梳理，發現該組織向兩家不治療新冠病毒的醫院捐贈了3.6萬個口罩。網上還流傳著一段視頻，顯示一名男子在武漢市的紅十字會倉庫裡將3M口罩裝進政府牌照的汽車中。
1月30日，紅十字會表示捐款中籌集的超過5600萬美元僅使用了760萬美元，公眾的憤怒情緒隨之上升。
紅十字會則已經力不從心。官方媒體報導說，每三分鐘就有一個電話打來。志願者輪班24小時接聽電話。
一位志願者說，當被告知用紙筆代替電腦記錄捐贈時，他感到震驚。兩名志願者表示，他們知道有人在提出建議改善流程後被踢出了紅十字會的聊天群。
1月下旬，湖北紅十字會為捐贈管理不當道歉。該慈善組織表示，捐助者也可以直接向醫院運送物資。
湖北省紅十字會還開始發布每日報告，詳細說明捐款去向，後來又懲罰了三名官員。
到4月下旬，中國的紅十字會已收到超過3億美元用於應對冠狀病毒的公共捐贈現金和物資。
2月，瀋陽紅十字會的一個機器人——用於檢測體溫、驗證身份和消毒——正在對瀋陽一家醫院的訪客進行體溫檢測。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政治與醜聞
對武漢危機的管理不善重新喚起了人們十多年來對紅十字會的批評。
該組織因挪用中國藝術界人士超過1100萬美元的善款而遭到廣泛攻擊，那筆錢原本是用於建造一所藝術學校並支持2008年四川地震的災後重建的。但該學校始終沒有建起來。
在公眾強烈抗議之後，紅十字會道歉，但堅稱這只是溝通不暢導致的問題，而不是挪用善款。
公眾對紅十字會的憤怒在2011年沸騰，當時一名自稱為該組織工作的女子在網上發布了與跑車的合影以及豪華手袋的照片。許多人猜測， 這個名叫郭美美的人的奢侈生活方式是靠紅會善款維持的。
郭美美後來說，她與該組織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事件暴露了一些與紅十字會有聯繫的神秘組織，這些組織一直在從事營利性項目。
紅十字會後來表示將解散這些附屬組織。
事件過後，捐款驟降了約60％， 被醜聞影響的紅十字會經常被叫做“黑十字會”。新上任的黨組書記受命要對該組織進行整頓。
在那之後的三年內，這位黨組書記趙白鴿因又一起醜聞辭職。北京紅十字會此前將政府資助的倉庫出租給了私人公司，而這些倉庫本應用於存儲緊急救濟物資。
趙白鴿稱此舉是出於養活紅十字會員工的需要，並用中國成語“逼良為娼”來形容。 “這個問題是很大的，”她告訴一家官方新聞網站。
中國的紅十字會誕生於1904年，由當地精英成立，以運送物資救助深陷於日俄戰爭的滿洲人民。
中國官員認識到紅十字會可以發揮政治作用。 1949年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擊敗國民黨後，共產黨有效利用了紅十字會來譴責敵對的台灣“叛徒”和朝鮮戰爭中的美國“帝國主義”。
研究中國紅十字會的研究員卡洛琳·里維斯(Caroline Reeves)說：“對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它是一台巨大的宣傳機器。”
近年來，中共在各地開設了分支機構，推動政府僱員和國有企業員工從事志願者工作並捐款。
政府已承諾加強對該團體的監督。 2017年實施的新規定要求紅十字會公佈經審計的年度報告，並要求其當地分支機構告知捐款人捐款去向。
2018年，紅十字會負責人梁惠玲給出了減少官僚主義、提高透明度的計劃。但是她還說，改革將“加強黨的領導”。
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中國政治專家霍利·斯內普(Holly Snape)說：“它有一個內置的中共決策者係統，因此雖然可能與政府有一個稍微清晰的界限，但仍然越來越多地由黨領導。”
上個月，中國紅十字會的專家和官員（左）在意大利羅馬與意大利官員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Domenico Stinellis/Associated Press
模糊的界線和全球野心
隨著中國共產黨希望將影響力擴大到海外，紅十字會也有相應行動。
在巴基斯坦，中國正在建設長達約2900公里的公路、鐵路和管道網絡 ，該慈善組織提供了救護車和醫護人員。在阿富汗，它為患有心髒病的兒童提供了治療。在斯里蘭卡 ，它向洪水災民捐款。
中國遠非唯一利用援助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國家。不過中共借助紅十字會來促進其最雄心勃勃的一些外交政策項目，包括“一帶一路”倡議。這項斥資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 是習近平讓中國重新成為世界大國的願景的核心部分。
三年前，紅十字會建立了“絲路博愛基金”(Silk Road Fraternity Fund)，旨在向從東亞到歐洲的一些習近平計劃的重點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服務。
世界衛生組織負責人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博士在2017年說：“習主席提出的健康絲綢之路倡議極有遠見，將健康置於核心地位，有助於延續和加強不同文化之間以及各族人民之間悠久的聯繫。”
現在，中國在新冠病毒外交中也遵循著類似的遊戲規則。這家慈善組織的形象，對於北京為平息應對該疫情的早期失誤而做出的努力至關重要。紅十字會已向伊拉克派遣了醫生，運送了口罩和中藥。它還向巴基斯坦運送了超過60萬美元的檢測試劑盒和手術帽。
在紅十字會向世界輸送的過程中，中國新聞媒體對該組織的員工大肆宣傳，以幫助在經濟困境中激發民族自豪感，並減少公眾的憤怒。
在巴格達，新聞展現了有關建設新冠病毒檢測中心的討論。在巴基斯坦，新聞描繪了他們幫助兒童戴上口罩的畫面。在意大利，新聞展示他們到訪醫院的場景。
3月15日，紅十字會向意大利的倫巴第地區派遣了專家和設備。通過意大利紅十字會分發的援助得到了感謝。
“昨晚10點，當我得知意大利紅十字會捐贈了40台呼吸機的消息時，我差點哭了起來。”據新聞報導，該地區最高衛生官員朱利奧·加萊拉(Giulio Gallera )說。 “從今天開始，我們為40名倫巴第居民帶來了希望。”
2月，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在北京等待獻血者。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曹莉自香港、Elisabetta Povoledo自羅馬、Hana de Goeij自布拉格、Alissa J. Rubin自巴格達對本文有報導貢獻。 Albee Zhang、Amber Wang和Liu Yi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時報駐北京記者。他自2008年加入《紐約時報》，曾負責報導教育、金融市場和紐約市政治新聞。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HernandezJavier 。
黃瑞黎(Sui-Lee Wee)是《紐約時報》駐北京分社記者。她報導中國近十年，關注社會議題、性別、基因監測、醫療保健以及人口和經濟的交叉議題。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suilee 。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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