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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思想34）
作者： 思想編輯委員會 追蹤作者 新功能介紹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新功能介紹
出版日期：2017/12/14
語言：繁體中文
《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思想34）》的專題是「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
「全民基本所得」是一個古老的烏托邦理想，乍見之下有些聳動，但它不僅沒有像其他的烏托邦一樣歸於破滅消散，近年來反而益發顯露生機。在當代，思考、鼓吹全民基本所得最力的代表性人物當推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教授。他應雷震民主人權基金的邀請，在2017年年底來台擔任雷震紀念講座，將發表數次演講；他的新著《基本所得》，也同時由衛城出版社推出中譯本。
在雷震基金的諮詢委員黃文雄先生的鼎力相助之下，《思想》邀集四位學者撰稿，加上范‧帕雷斯的一篇綜論，組成本期的專輯。「全民基本所得」涉及的爭議很多；它需要滿足道德上的正當性質疑，需要在實際上證明踏實可行，也需要獲得社會公意的認可。專輯裡的幾篇文章，對這幾個問題展開了初步的探討，值得我們的讀者參酌、思考。
本期還有白永瑞教授的訪談，以及其他多篇值得閱讀的文章佳作。
「全民基本所得」是一個古老的烏托邦理想，乍見之下有些聳動，但它不僅沒有像其他的烏托邦一樣歸於破滅消散，近年來反而益發顯露生機。在當代，思考、鼓吹全民基本所得最力的代表性人物當推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教授。他應雷震民主人權基金的邀請，在2017年年底來台擔任雷震紀念講座，將發表數次演講；他的新著《基本所得》，也同時由衛城出版社推出中譯本。
在雷震基金的諮詢委員黃文雄先生的鼎力相助之下，《思想》邀集四位學者撰稿，加上范‧帕雷斯的一篇綜論，組成本期的專輯。「全民基本所得」涉及的爭議很多；它需要滿足道德上的正當性質疑，需要在實際上證明踏實可行，也需要獲得社會公意的認可。專輯裡的幾篇文章，對這幾個問題展開了初步的探討，值得我們的讀者參酌、思考。
本期還有白永瑞教授的訪談，以及其他多篇值得閱讀的文章佳作。
目錄
回到康德：李澤厚與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涂航）
開創論辯毛時代的文學空間：論閻連科《四書》裡的大躍進虛構（魏簡）
川普上臺與全球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葉攀）
意識形態與第三世界再啟蒙：林孝信病中談話（王智明）
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
給所有人的基本收入（范‧帕雷斯）
台灣民眾如何看待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林宗弘）
全民基本收入與正義（謝世民）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補償（廖美）
全民基本收入：希望還是幻影？（倪世傑）
伯林在中國
中國「伯林學」：一部被自由保守主義挾持的歷史（陳純）
二十世紀的赫爾岑：紀念伯林逝世二十週年（王前）
思想訪談
「將生命力賦予縫隙」：白永瑞訪談錄（中島隆博）
思想座談
晚清思想中的中西新舊之爭（唐文明）
思想人生
全球化的人類學家：記李亦園先生（李懷宇）
開創論辯毛時代的文學空間：論閻連科《四書》裡的大躍進虛構（魏簡）
川普上臺與全球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葉攀）
意識形態與第三世界再啟蒙：林孝信病中談話（王智明）
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
給所有人的基本收入（范‧帕雷斯）
台灣民眾如何看待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林宗弘）
全民基本收入與正義（謝世民）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補償（廖美）
全民基本收入：希望還是幻影？（倪世傑）
伯林在中國
中國「伯林學」：一部被自由保守主義挾持的歷史（陳純）
二十世紀的赫爾岑：紀念伯林逝世二十週年（王前）
思想訪談
「將生命力賦予縫隙」：白永瑞訪談錄（中島隆博）
思想座談
晚清思想中的中西新舊之爭（唐文明）
思想人生
全球化的人類學家：記李亦園先生（李懷宇）
序
致讀者
過去十年之間，面對著資本主義的沉重危機，失業與低薪的威脅，以及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西方左翼逐漸扭轉此前「文化左翼」專注身分政治與利益團體式社會運動的路線，重返政治經濟學的整體公民立場，要求更為全面的社會保障體制，以及較為平等的資源分配。在這個背景之下，「全民基本所得」這樣一種體現了左派價值、又可以避開社會主義包袱與福利國家缺點的倡議，似乎為左翼提供了理論出路，並且可望跨越階級政治、身分政治，構成以全民為範圍的實踐事業。它能獲得各方的矚目，並不難理解。
全民基本所得構想的代表人物，公推比利時學者范‧帕雷斯。適逢雷震基金在年底邀請他來台灣講學，《思想》獲得黃文雄先生的協助，推出本期的「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專輯，幾篇文章介紹了該構想的基本主張，兼顧其規範面與制度面，並廣泛回顧多個國家局部試點實驗的經驗，包括台灣民眾的民調反應，同時也探討各種質疑與困難，內容十分精彩。台灣的社會保障不足而且碎片化，左派團體卻很少提出較有系統的社會綱領。值此經濟蕭條以及失業大潮侵襲的前夕，基本所得應是一個值得試探的方向。
對本刊讀者來說，白永瑞先生並不陌生。他在兩岸都已經有著作出版，也經常撰寫論文以中文發表。
本期的訪談以他為主角，在中島隆博先生的引導之下，敘述他的「越南民」之子的出身背景，學習歷程，參與韓國學生運動與入獄的經歷，他的學術與思想的曲折發展，以及政治上的介入；他也說明了他的東亞論，包括他對東亞「分斷」歷史的分析，以及他正在發展的「複合國家」觀。這篇訪談所述豐富，時或令人感動，呈現了一個敏感知識人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下、在「運動」與「學問」的衝突中的生命歷程。
很多人知道，白永瑞在教學、研究等學院工作之外，長期擔任《創作與批評》的刊物編輯、叢書出版的規劃工作，對於韓國知識界、文藝界，以及公共討論均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從本期開始，白先生也將加入本刊編委會，參與我們的編輯工作，進一步幫助本刊與《創批》的合作，也增加台灣與韓國知識界的互動。
英國思想家伯林對中文世界的影響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殷海光先生在著作中提過伯林，不過顯然沒有給他留下特殊的印象。林毓生先生在1970年代回台灣講學，引進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狐狸」與「刺蝟」的對比等等，讓不少年輕人受到啟發，間接促成《自由四論》、《俄國思想家》兩書在台灣翻譯出版，風行一時。不過伯林對台灣的政治思想與政治運動，始終說不上立竿見影的具體影響。這多少反映著伯林所思考的問題與台灣的歷史環境有其隔閡。
對比之下，伯林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衝擊卻很強大，也十分戲劇性。在大陸上自行翻譯伯林的著作之前，知識界已經通過台灣譯本讀到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廣泛含意，進而借用伯林對積極自由的質疑，特別是他所謂積極自由觀導向極權主義的指責，批判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傳統，引發了巨大的迴響。上個世紀末的中國自由主義意識，可以說是由伯林與另一位同樣反對「唯理主義」的哈耶克所界定的。但是尚未服水土的自由主義，很快就遭到挑戰。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知識界興起文化保守主義，施特勞斯成為批判自由主義的利器，於是伯林這位價值多元論的代表人物，反而淪為反面教材。前後十餘年的時間，伯林先後被賦予正反兩種角色，其間的是非，生動呈現了中國知識界的價值衝突與典範轉移。
今年是伯林去世的20週年，《思想》特意邀請兩位大陸學者撰文，重溫他在中國的「接受史」，應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思想流變大勢。
林孝信先生在2015年底過世之後，本刊在第30期發表過對他的訪談。當時我們表示，雖然這篇「未定之稿尚待後續補充，還有無數問題有待與他對話商榷」，可是機會不再，「只能起用這篇未定之稿紀念他的未酬壯志」。最近林夫人陳美霞教授邀請王智明先生整理孝信病危前在病床上的談話草稿，並同意抽取其中較有系統的一部分先由本刊發表，我們當然義不容辭。孝信一生數十年，不僅是運動界的苦行僧，也始終在苦思運動的策略與方向。他的知識廣博，所思集中在認識當代世界的歷史來歷，宏觀分析這個時代的形勢與動力，想要判斷今天的左派應該何去何從。他的觀點多有爭議性，甚至於可能引起一些生前友人的側目，不過他在學術與運動之間的獨特位置使然，他所提出的問題真實、切身，而且無法迴避。這是一位對人謙和、自抑但心底自有堅毅信念的人物，值得批評，也值得尊敬。
過去十年之間，面對著資本主義的沉重危機，失業與低薪的威脅，以及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西方左翼逐漸扭轉此前「文化左翼」專注身分政治與利益團體式社會運動的路線，重返政治經濟學的整體公民立場，要求更為全面的社會保障體制，以及較為平等的資源分配。在這個背景之下，「全民基本所得」這樣一種體現了左派價值、又可以避開社會主義包袱與福利國家缺點的倡議，似乎為左翼提供了理論出路，並且可望跨越階級政治、身分政治，構成以全民為範圍的實踐事業。它能獲得各方的矚目，並不難理解。
全民基本所得構想的代表人物，公推比利時學者范‧帕雷斯。適逢雷震基金在年底邀請他來台灣講學，《思想》獲得黃文雄先生的協助，推出本期的「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專輯，幾篇文章介紹了該構想的基本主張，兼顧其規範面與制度面，並廣泛回顧多個國家局部試點實驗的經驗，包括台灣民眾的民調反應，同時也探討各種質疑與困難，內容十分精彩。台灣的社會保障不足而且碎片化，左派團體卻很少提出較有系統的社會綱領。值此經濟蕭條以及失業大潮侵襲的前夕，基本所得應是一個值得試探的方向。
對本刊讀者來說，白永瑞先生並不陌生。他在兩岸都已經有著作出版，也經常撰寫論文以中文發表。
本期的訪談以他為主角，在中島隆博先生的引導之下，敘述他的「越南民」之子的出身背景，學習歷程，參與韓國學生運動與入獄的經歷，他的學術與思想的曲折發展，以及政治上的介入；他也說明了他的東亞論，包括他對東亞「分斷」歷史的分析，以及他正在發展的「複合國家」觀。這篇訪談所述豐富，時或令人感動，呈現了一個敏感知識人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下、在「運動」與「學問」的衝突中的生命歷程。
很多人知道，白永瑞在教學、研究等學院工作之外，長期擔任《創作與批評》的刊物編輯、叢書出版的規劃工作，對於韓國知識界、文藝界，以及公共討論均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從本期開始，白先生也將加入本刊編委會，參與我們的編輯工作，進一步幫助本刊與《創批》的合作，也增加台灣與韓國知識界的互動。
英國思想家伯林對中文世界的影響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殷海光先生在著作中提過伯林，不過顯然沒有給他留下特殊的印象。林毓生先生在1970年代回台灣講學，引進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狐狸」與「刺蝟」的對比等等，讓不少年輕人受到啟發，間接促成《自由四論》、《俄國思想家》兩書在台灣翻譯出版，風行一時。不過伯林對台灣的政治思想與政治運動，始終說不上立竿見影的具體影響。這多少反映著伯林所思考的問題與台灣的歷史環境有其隔閡。
對比之下，伯林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衝擊卻很強大，也十分戲劇性。在大陸上自行翻譯伯林的著作之前，知識界已經通過台灣譯本讀到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廣泛含意，進而借用伯林對積極自由的質疑，特別是他所謂積極自由觀導向極權主義的指責，批判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傳統，引發了巨大的迴響。上個世紀末的中國自由主義意識，可以說是由伯林與另一位同樣反對「唯理主義」的哈耶克所界定的。但是尚未服水土的自由主義，很快就遭到挑戰。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知識界興起文化保守主義，施特勞斯成為批判自由主義的利器，於是伯林這位價值多元論的代表人物，反而淪為反面教材。前後十餘年的時間，伯林先後被賦予正反兩種角色，其間的是非，生動呈現了中國知識界的價值衝突與典範轉移。
今年是伯林去世的20週年，《思想》特意邀請兩位大陸學者撰文，重溫他在中國的「接受史」，應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思想流變大勢。
林孝信先生在2015年底過世之後，本刊在第30期發表過對他的訪談。當時我們表示，雖然這篇「未定之稿尚待後續補充，還有無數問題有待與他對話商榷」，可是機會不再，「只能起用這篇未定之稿紀念他的未酬壯志」。最近林夫人陳美霞教授邀請王智明先生整理孝信病危前在病床上的談話草稿，並同意抽取其中較有系統的一部分先由本刊發表，我們當然義不容辭。孝信一生數十年，不僅是運動界的苦行僧，也始終在苦思運動的策略與方向。他的知識廣博，所思集中在認識當代世界的歷史來歷，宏觀分析這個時代的形勢與動力，想要判斷今天的左派應該何去何從。他的觀點多有爭議性，甚至於可能引起一些生前友人的側目，不過他在學術與運動之間的獨特位置使然，他所提出的問題真實、切身，而且無法迴避。這是一位對人謙和、自抑但心底自有堅毅信念的人物，值得批評，也值得尊敬。
The mixed results will rais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reall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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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land’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rial made people happier—but not employed
彭博商業周刊 / 中文版
【芬蘭試驗】派錢能激發失業者找工作？
為期兩年的芬蘭全民基本收入試驗初步結果已經出爐，若這些結果被進一步研究所證實，很可能會為全民基本收入構想潑一盆冷水。項目試行結果顯示，「無條件收入」讓人更快樂，但在激勵就業方面的效果並不比傳統失業救濟強多少。
芬蘭的試驗是由該國社會保險機構Kela在2017年和2018年進行的。對考慮通過各種無條件收入來解決技術變革所致失業問題的全球決策者來說，這項試驗極其重要。除芬蘭外，西方富裕國家中迄今只有加拿大安大略省開展過大型試驗，這項試驗本來有望與芬蘭媲美，到2018年4月，參與者已經招募完畢，但政府在換屆後宣佈該試驗將提前終止。這就意味著，對有興趣研究工業化國家全民基本收入政策運行效果的學者而言，芬蘭成了唯一可靠的資料來源。
對決策者來說，這些資料中最重要的參數或許是無條件收入對就業和政府社保支出的影響。芬蘭的試驗在這兩方面均未取得可支援全民基本收入倡導者所持觀點的突破性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試驗設計存在缺陷。
芬蘭向2000名失業救濟領取者每月發放560歐元（合635美元）的基本收入，而不要求他們履行申請傳統救濟所需的手續，也不問他們是否找到了工作。芬蘭的收入中值為2900歐元，因此這個基本收入遠低於貧困線。但領取人不必放棄社會援助金、住房補貼和醫療補貼等其他社會福利。如果應得失業救濟的金額高於基本收入（有兒童的家庭經常是這種情況），他們甚至可以繼續申領失業救濟。這就讓全民基本收入的影響變得複雜化了：基本收入未能真正讓人擺脫赤貧，也未能免除申領福利所需的繁瑣手續。
到目前為止，Kela和芬蘭高校一批研究試驗結果的學者僅僅分析了一年的資料。2018年的資料可能會改變他們的結論，但根據2017年的資料，全民基本收入並未提高人們就業的傾向。試驗組（全民基本收入領取者）2017年的平均工作時間為49.64天，對照組（傳統福利領取者）的平均工作時間為49.25天。兩者領取的報酬也沒有顯著差異。
試驗組成員2017年平均從政府領取了1萬6159歐元（其中包括全民基本收入）；對照組成員領取的金額則為1萬1337歐元。也就是說，政府一年為每名試驗參與者多花了5000歐元，對勞動市場產生的效果卻是相同的。恐怕沒有幾個決策者會為這樣的結果而振奮。
這項研究的其他部分倒是沒那麼令人失望。芬蘭的研究人員2018年年底還對試驗組和對照組成員進行了一項調查，評估他們在試驗開展兩年後的主觀幸福感。調查顯示，獲得無條件收入能顯著提升人們對自身健康狀況評價和對前途的信心。
全民基本收入領取者的自我報告顯示，他們比領取傳統失業救濟的群體更樂觀，更願意尋找全職工作，壓力也更小。他們甚至表現出對政治家更多的信任（不過信任程度還是低於一般群體）。
不過，我們恐怕應該批判地看待這些調查結果，因為研究者問卷的應答率很低——試驗組僅為31%，對照組僅為20%。這其中可能存在自選擇偏差的干擾：對試驗滿意度較高的人比滿意度較低的人應答率高。比方說，領取基本收入的應答者中有30%在接受調查時處於就業狀態；而對照組應答者中僅有25%處於就業狀態。
不過直覺告訴我們，因取得收入（哪怕只有一小筆收入）而獲得安全感的人似乎確實應該表現得更加樂觀並報告自己的生活狀態有所改善。一些確鑿的資料也印證了這一點：全民基本收入領取者2017年申領的醫療補貼金額平均為121歐元，而非領取者則為216歐元。
各國政府應該問這樣一個問題：一項「軟」成果（收入階梯最底層的人群幸福感大幅提升、抑鬱感大幅減輕）是否值得以顯著增加社會負擔來換取。顯然，失業率下降或失業者最終就職質量的明顯改善才是支援無條件收入政策的更有力論據。但在一些發達社會，幸福感增強一樣有可能被判定為足以證明增加稅負合理性的理想結果。撰文：Leonid Bershidsky
#芬蘭 #全民基本收入 #試驗 #派錢 #就業 #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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