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生：火山島 - 李怡
2019-07-09
2019-07-09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7月1日，是香港各界「紀念回歸的喜慶日子」，而發生「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事件」，「是對香港法治的嚴重踐踏」、「對一國兩制底線的公然挑戰」。
中共說的「各界」，從來就是由親中社團組成的自慰「界」；而這個「喜慶日子」連官員和建制派都沒有甚麼人感到「喜慶」了。到了今年，升旗禮在沒有下雨的情況下採用雨天模式不敢在陽光下舉行，酒會十多分鐘匆匆結束。而街頭就從凌晨到深夜都在示威衝擊中。
中共港共的愁雲慘霧喜慶日，也是香港市民每年的抗爭日。今年由和平示威發展成勇武衝擊。一貫和理非的從政論政者，也站到了勇武抗爭者一邊，親建制媒體的民調顯示83%的市民認同衝擊立法會行動。香港人在主權移交日向中國和世界宣告：我們站在全球捍衞自由對抗奴役的前線，正在作螳臂擋車的殊死抗爭。
思維退化的老人說是通識課造成年輕人的反抗意識，中共宣傳說是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所致。他們都忘記了作為馬列主義哲學基礎的辯證法，指明事物的變化發展，內因是決定因素，外因只不過是輔助條件。社會不斷要由廣大市民上街去求取公道，說明管治機制出問題，不斷衝擊一國兩制「底線」的是中共專權政治，「暴力衝擊立法會」的是中共不顧《基本法》規定橫蠻無知的干預。在立法會已成中共橡皮圖章的暴政下，香港年輕人的衝擊正是一場要立法會重新回歸民意的保衞戰。
回想1997年7月1日主權轉移，那時中共把香港回歸視為偉大歷史時刻，在大陸各大城市搞了許多慶祝活動，6月30日夜晚的香港移交儀式也算隆重，但社會上沒有慶祝氣氛，但也沒有抗爭，市民是平靜地無奈接受。我記得那天下很大雨，在會展專供媒體轉播和發放消息的場地，我遊走在幾個媒體間接受訪問。我當時表示，對所謂回歸我沒有興奮，甚至還對一個文明的殖民地宗主國的離去感到惋惜。我相信在主權轉移初期，香港還是會運作如昔，但這只是中共在力所不及和國際社會密切注視的情況下的自我約束，一旦中共的干預由弱趨強，香港就再難保住兩制，變成與大陸其他城市沒有分別了。
中英剛簽署聯合聲明的時候，我曾經在日本雜誌撰文，形容香港好比一艘船，正駛向一個火山島。主權轉移的夜晚，日本媒體問我是否認為現在已到達火山島，我說是的，但暫時是死火山，不知甚麼時候會變成活火山。
那時香港的外國勢力比現在多得太多了，大部份外國駐港領事館都有比其他亞洲地區更大的編制，大部份國際媒體的亞洲總部都設在香港，香港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達到最高𥧌。若說香港受外國勢力影響，那時肯定遠勝現在。但當時香港由港英時代傳承過來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仍然分立，公務員體制運作良好，香港市民雖在不情願之下接受主權國移轉，但對一國兩制亦不抗拒，承認自己是「中國香港人」或「香港中國人」的是大多數。
22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身份認同已經徹底改變。這一趨勢注定香港人的宿命，就是要不斷在強權下為自主自由抗爭。而造成這局面的除了中共的專制本性之外，還有我當年絕沒有料到的，原來香港會盛產這麼多這麼賤的「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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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日新聞編集長文章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500416709978996&id=522920987728588
同人評論誌 Platform（プラットホーム）
【香港的示威：年輕人心中的烈火】
（編按：此文章由本刊編集長所寫，刊登在昨日（7月7日）的朝日新聞，以下是中文翻譯）
在日本京都鴨川河畔愉快地喝著珍珠奶茶的年輕人，與香港的年輕人形成了強烈對比。「現在的日本大學生真該跟香港年輕人學習啊。」我從曾經於社會運動活躍的團塊世代（戰後嬰兒潮）口中聽到這句話。可是，由於兩者的背景相去甚遠，說話並非這麼簡單。
六月的示威現場，鋌身向前、無懼逮捕和死亡的中學生多不勝數。究竟他們為什麼願意犧牲性命和前途去抗爭？
民意就像洪水，與其用力地竭止，倒不如讓它自然地分散開來。然而自1997年主權移交開始，香港便一直維持著存有缺陷的政治制度，完全無法反映民意。政府怠於「水利工程」的結果，便是水位不斷上漲，最終傾瀉而出。
這場運動因反對可將嫌疑犯引渡至中國受審的《逃犯條例》修訂而起。它的動員並非來自政治團體或運動組織，而是網絡討論區連登和通訊軟件Telegram。透過網絡，運動的戰術隨著局勢轉變不斷更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集體智慧漣漪。
香港戰後出生的團塊世代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享受著自由與繁榮。相較之下，在一國兩制底下生活極不穩定的年輕人，面對著即將喪失的自由實在無法忍受。作家盧斯達指出，當一個人正身陷「永劫回歸」的漩渦裡，還對他們說「性命很重要，你們不是還有未來嗎？」是非常殘酷的。結果，在這一連串的運動開展期間，有四人相繼自殺。
與日本不同，香港一直以來並非以國族主義，而是在英國統治下，藉著重視個人的自由和生存的「都會主義」進入現代。不被土地束縛、自由地遷移的靈活性造就了香港昔日的活力。九十年代以後，國族主義因被認為是引發戰爭的禍端而遭到抑制，而都會主義風潮則以「全球化」之名得到吹捧。
現在，香港的都會主義已被「中華帝國」民族式（極權主義式）的國族主義侵蝕，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燈火正在熄滅。香江之「水」也許就此乾涸。
習慣了都會主義的大人們，原本一直無法理解年輕示威者的激烈行為，因為他們無法理解這些年輕人心中燃燒著的公民／個人主義式國族主義之火。可是，在政府與警察的暴力鎮壓當前，他們也慢慢開始接受年輕人這份感情。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深夜，雖然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大部分都已經撤退，但留下了四名「死士」。正當警察清場在即，外面的示威者忽然慌忙返回立法會將死士一一帶走。營救者之一的少女在接受記者直播訪問時堅強地說：「他們不走我們也不走，要推他們一齊走！」。少女的身影向香港人發射了一枚「催淚彈」，包括記者在內的人都淚流滿面。亦有一名中年男性響應網上「鄧寇克大行動」的號召，駕駛私家車救走撤退的示威者。世代融合需要時間，大人們冰冷的心靈正逐漸被年輕人的熱情所熔化。
香港處於兩種國族主義間的衝突：中國極權主義式的民族國族主義與年輕人的公民國族主義。香港年輕人正佇立於中國與自由世界戰場的最前線。既然都會主義已無法保護香港的自由，年輕人就在這不能預測的命運的舞台上，用生命燃點公民國族主義之光。一國兩制於2047年劃上休止符，究竟他們的火種會否令大人的水沸騰，轉化為推動「自由」渦輪的蒸氣呢？自由能否「再生產」呢？餘下的時間還有二十八年。
PS：如轉載請列明出處
【香港的示威：年輕人心中的烈火】
（編按：此文章由本刊編集長所寫，刊登在昨日（7月7日）的朝日新聞，以下是中文翻譯）
在日本京都鴨川河畔愉快地喝著珍珠奶茶的年輕人，與香港的年輕人形成了強烈對比。「現在的日本大學生真該跟香港年輕人學習啊。」我從曾經於社會運動活躍的團塊世代（戰後嬰兒潮）口中聽到這句話。可是，由於兩者的背景相去甚遠，說話並非這麼簡單。
六月的示威現場，鋌身向前、無懼逮捕和死亡的中學生多不勝數。究竟他們為什麼願意犧牲性命和前途去抗爭？
民意就像洪水，與其用力地竭止，倒不如讓它自然地分散開來。然而自1997年主權移交開始，香港便一直維持著存有缺陷的政治制度，完全無法反映民意。政府怠於「水利工程」的結果，便是水位不斷上漲，最終傾瀉而出。
這場運動因反對可將嫌疑犯引渡至中國受審的《逃犯條例》修訂而起。它的動員並非來自政治團體或運動組織，而是網絡討論區連登和通訊軟件Telegram。透過網絡，運動的戰術隨著局勢轉變不斷更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集體智慧漣漪。
香港戰後出生的團塊世代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享受著自由與繁榮。相較之下，在一國兩制底下生活極不穩定的年輕人，面對著即將喪失的自由實在無法忍受。作家盧斯達指出，當一個人正身陷「永劫回歸」的漩渦裡，還對他們說「性命很重要，你們不是還有未來嗎？」是非常殘酷的。結果，在這一連串的運動開展期間，有四人相繼自殺。
與日本不同，香港一直以來並非以國族主義，而是在英國統治下，藉著重視個人的自由和生存的「都會主義」進入現代。不被土地束縛、自由地遷移的靈活性造就了香港昔日的活力。九十年代以後，國族主義因被認為是引發戰爭的禍端而遭到抑制，而都會主義風潮則以「全球化」之名得到吹捧。
現在，香港的都會主義已被「中華帝國」民族式（極權主義式）的國族主義侵蝕，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燈火正在熄滅。香江之「水」也許就此乾涸。
習慣了都會主義的大人們，原本一直無法理解年輕示威者的激烈行為，因為他們無法理解這些年輕人心中燃燒著的公民／個人主義式國族主義之火。可是，在政府與警察的暴力鎮壓當前，他們也慢慢開始接受年輕人這份感情。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深夜，雖然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大部分都已經撤退，但留下了四名「死士」。正當警察清場在即，外面的示威者忽然慌忙返回立法會將死士一一帶走。營救者之一的少女在接受記者直播訪問時堅強地說：「他們不走我們也不走，要推他們一齊走！」。少女的身影向香港人發射了一枚「催淚彈」，包括記者在內的人都淚流滿面。亦有一名中年男性響應網上「鄧寇克大行動」的號召，駕駛私家車救走撤退的示威者。世代融合需要時間，大人們冰冷的心靈正逐漸被年輕人的熱情所熔化。
香港處於兩種國族主義間的衝突：中國極權主義式的民族國族主義與年輕人的公民國族主義。香港年輕人正佇立於中國與自由世界戰場的最前線。既然都會主義已無法保護香港的自由，年輕人就在這不能預測的命運的舞台上，用生命燃點公民國族主義之光。一國兩制於2047年劃上休止符，究竟他們的火種會否令大人的水沸騰，轉化為推動「自由」渦輪的蒸氣呢？自由能否「再生產」呢？餘下的時間還有二十八年。
PS：如轉載請列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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