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7.19 林鄭月娥：《逃犯條例》修訂已“壽終正寢”
在過去一個月來香港大規模的“反送中”浪潮下，特首林鄭月娥試圖緩和抗議者的憤怒。週二，她表示《逃犯條例》修例工作已“壽終正寢” （並用英文說“the bill is dead”[該法案已死]）。
她還表示，政府修例工作“完全失敗”，並承諾將改善施政，聆聽各方意見。但對於抗議者一再呼籲的明確講出撤回修例，她的立場並未動搖，僅表示宣布法案死亡和撤回之間“沒有差別”。此外，在就警察與抗議者之間的衝突啟動獨立調查等要求上，林鄭月娥予以回絕，亦未理會呼籲其辭職的聲浪。
2019.7.19 林鄭月娥：《逃犯條例》修訂已“壽終正寢”
在過去一個月來香港大規模的“反送中”浪潮下，特首林鄭月娥試圖緩和抗議者的憤怒。週二，她表示《逃犯條例》修例工作已“壽終正寢” （並用英文說“the bill is dead”[該法案已死]）。
她還表示，政府修例工作“完全失敗”，並承諾將改善施政，聆聽各方意見。但對於抗議者一再呼籲的明確講出撤回修例，她的立場並未動搖，僅表示宣布法案死亡和撤回之間“沒有差別”。此外，在就警察與抗議者之間的衝突啟動獨立調查等要求上，林鄭月娥予以回絕，亦未理會呼籲其辭職的聲浪。
//既然整個行政、立法機關，所有大錯特錯的權貴，沒有一個需要付出代價。特首、司長、局長，沒有一個辭職；違法施暴的垃圾，沒有一個被捕被起訴被追究。
那麼，我們都不可能，讓我們的戰友面臨拘捕恐嚇和政治檢控吧。所有被捕或將會被捕的戰友，都完完全全是被那些有權力制止事件發生的人逼出來的。//
【民主派批林鄭死不認錯、玩弄文字 要求立即下台問責】
明報月刊
【決策無度 進退失據】
〈決策無度 進退失據──《逃犯條例》引致的管治危機〉（劉銳紹）
必須承認，自從內地公開說「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中央給多少就有多少」之後，港府在政治問題上的決策空間已不斷收縮，至少自我收縮已愈來愈明顯。
〈決策無度 進退失據──《逃犯條例》引致的管治危機〉（劉銳紹）
必須承認，自從內地公開說「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中央給多少就有多少」之後，港府在政治問題上的決策空間已不斷收縮，至少自我收縮已愈來愈明顯。
按過去的經驗，即使中央要求盡快修訂《逃犯條例》，但這種要求往往以一種「精神感召」式的方法傳達（即讓你知道方向和目標），而不會直接和具體地要求港府怎樣做。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特點。
港府和林鄭月娥對這種文化領略有多深？不得而知。而且，內地官場經常有一句話：「既要領會中央精神，也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可惜，港府的表現卻是「指示照單接收」，並以「絕對忠誠」的態度......
決策無度 進退失據──《逃犯條例》引致的管治危機（劉銳紹）
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宣稱原意是為了處理一宗在台灣發生的命案，並堵塞法律漏洞，一勞永逸，以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但事件後來演變成為大規模的民眾示威遊行和武力衝突，並導致港府和警隊聲名大跌，並成為林鄭月娥擔任特首以來的最大管治危機。究其原因，也許可以用八個字形容：決策無度，進退失據！
不過，若要總結此事的經驗教訓，又不能簡單地歸咎「林鄭無能」。倒不如重整全個過程，冷靜地分析各個環節，同時各方也要找出自己的責任，否則這類事件將會繼續惡化，對香港毫無好處。
不過，若要總結此事的經驗教訓，又不能簡單地歸咎「林鄭無能」。倒不如重整全個過程，冷靜地分析各個環節，同時各方也要找出自己的責任，否則這類事件將會繼續惡化，對香港毫無好處。
找香港做「白手套」？
一、國際因素並非主要，但要注意。
綜合各方情況，這次事件表面是香港內部問題，但不能不理會國際大環境。這不是推諉，而是很多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二○一八年底，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留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並進行引渡到美國的法律程序。原來在此之前還有一事，就是比利時也應美國要求，扣留了一名中國的半官方人員，並已送交美國。這兩件事交集在一起，不能不令中國認為，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聯手打壓中國崛起的一部分。際此中美貿易戰期間，中國擔心愈來愈多西方國家會成為美國的「白手套」（代理），自然要想辦法應對。
坊間傳聞的一個辦法（也在外國政界流傳），就是中國也要找自己的「白手套」，但西方國家肯定不會為中國服務，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又沒有這個條件。所以，假如香港能扮演這個角色，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外國，不要跟美國走得那麼近，從而減輕美國圍堵中國的壓力。
這種說法無法證實，但從時序來看，港府在今年二月表示修訂《逃犯條例》，把權力交到特首一人手上，連在香港或經港的外國人也可能涵概在內（雖然這個可能性較低），馬上引起外國商界關注，並公開反對。其後，港府四月把法案首讀，跟着力促在短時間內通過，間接令上述傳聞更為言之鑿鑿。
此外，還有一個國際因素值得注意。北京經常感到「外部勢力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近期還發現香港一些青年人到韓國光州和台灣，學習「光州事件」和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反抗精神和行動部署。其實，這類青年為數不多，而且不一定跟香港的事情有關，但官方已視為「外部勢力」滲透香港。筆者與內地人士交流時常說，毋須過分緊張，只要自己處理得當，外部勢力難以搞亂香港；過去多次事件都是港府處理失當，才被外國借勢而已。
所以，如果北京真的想香港扮演「白手套」，並促使港府盡快有所行動而忽略其他副作用的話，那就值得商榷了。
二、港府決策方向
必須承認，自從內地公開說「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中央給多少就有多少」之後，港府在政治問題上的決策空間已不斷收縮，至少自我收縮已愈來愈明顯。按過去的經驗，即使中央要求盡快修訂《逃犯條例》，但這種要求往往以一種「精神感召」式的方法傳達（即讓你知道方向和目標），而不會直接和具體地要求港府怎樣做。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特點。
港府和林鄭月娥對這種文化領略有多深？不得而知。而且，內地官場經常有一句話：「既要領會中央精神，也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可惜，港府的表現卻是「指示照單接收」，並以「絕對忠誠」的態度，想方設法完成中央的要求。這就導致日後的決策和行動雜亂無度，毫無章法，在群情洶湧之下，更是進退失據。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裏的「上有好者，下有甚焉」。
這個過程令人想到：為什麼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後來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整個事件的決策過程是特區政府自己的主張，其意就是跟北京無關。這句話也有點技巧或取巧，他只說具體行動的決策過程，並沒有觸及「中央精神」的推動力量。從中央的角度看，這是面對國際壓力時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假如外國只是利用這次事件向中國施壓，要求更多好處，所謂「制裁」只是留在嘴邊，中國和港府就可以繼續硬推《逃犯條例》；但如果有實質的傷害，那麼中央也可以保留一線迴旋的空間。不過，坊間傳聞在劉曉明發表講話之前，港府沒有收到任何「打招呼」的信息；林鄭月娥會否因而另有一番感受？不得而知。
一、國際因素並非主要，但要注意。
綜合各方情況，這次事件表面是香港內部問題，但不能不理會國際大環境。這不是推諉，而是很多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二○一八年底，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留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並進行引渡到美國的法律程序。原來在此之前還有一事，就是比利時也應美國要求，扣留了一名中國的半官方人員，並已送交美國。這兩件事交集在一起，不能不令中國認為，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聯手打壓中國崛起的一部分。際此中美貿易戰期間，中國擔心愈來愈多西方國家會成為美國的「白手套」（代理），自然要想辦法應對。
坊間傳聞的一個辦法（也在外國政界流傳），就是中國也要找自己的「白手套」，但西方國家肯定不會為中國服務，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又沒有這個條件。所以，假如香港能扮演這個角色，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外國，不要跟美國走得那麼近，從而減輕美國圍堵中國的壓力。
這種說法無法證實，但從時序來看，港府在今年二月表示修訂《逃犯條例》，把權力交到特首一人手上，連在香港或經港的外國人也可能涵概在內（雖然這個可能性較低），馬上引起外國商界關注，並公開反對。其後，港府四月把法案首讀，跟着力促在短時間內通過，間接令上述傳聞更為言之鑿鑿。
此外，還有一個國際因素值得注意。北京經常感到「外部勢力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近期還發現香港一些青年人到韓國光州和台灣，學習「光州事件」和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反抗精神和行動部署。其實，這類青年為數不多，而且不一定跟香港的事情有關，但官方已視為「外部勢力」滲透香港。筆者與內地人士交流時常說，毋須過分緊張，只要自己處理得當，外部勢力難以搞亂香港；過去多次事件都是港府處理失當，才被外國借勢而已。
所以，如果北京真的想香港扮演「白手套」，並促使港府盡快有所行動而忽略其他副作用的話，那就值得商榷了。
二、港府決策方向
必須承認，自從內地公開說「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中央給多少就有多少」之後，港府在政治問題上的決策空間已不斷收縮，至少自我收縮已愈來愈明顯。按過去的經驗，即使中央要求盡快修訂《逃犯條例》，但這種要求往往以一種「精神感召」式的方法傳達（即讓你知道方向和目標），而不會直接和具體地要求港府怎樣做。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特點。
港府和林鄭月娥對這種文化領略有多深？不得而知。而且，內地官場經常有一句話：「既要領會中央精神，也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可惜，港府的表現卻是「指示照單接收」，並以「絕對忠誠」的態度，想方設法完成中央的要求。這就導致日後的決策和行動雜亂無度，毫無章法，在群情洶湧之下，更是進退失據。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裏的「上有好者，下有甚焉」。
這個過程令人想到：為什麼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後來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整個事件的決策過程是特區政府自己的主張，其意就是跟北京無關。這句話也有點技巧或取巧，他只說具體行動的決策過程，並沒有觸及「中央精神」的推動力量。從中央的角度看，這是面對國際壓力時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假如外國只是利用這次事件向中國施壓，要求更多好處，所謂「制裁」只是留在嘴邊，中國和港府就可以繼續硬推《逃犯條例》；但如果有實質的傷害，那麼中央也可以保留一線迴旋的空間。不過，坊間傳聞在劉曉明發表講話之前，港府沒有收到任何「打招呼」的信息；林鄭月娥會否因而另有一番感受？不得而知。
香港各派的內部問題
三、港府的決策內容
正因為「全面、準確地領會中央精神」沒有一個標準，港府和建制派在香港可以吸納和信賴的信息，只有中聯辦了。但中聯辦表示「它只是起聯絡作用，不會干預港府的決策」，這又令港官陷入猜謎遊戲，用他們的話說：「聽又死，唔聽又死。」於是，決策更進退失據。
例如，林鄭月娥不聽民意，一意孤行硬推法案。當六月九日和十六日先後一百萬和二百萬人上街之後，她沒有撤銷法案，只說暫緩和不再推行。在民間眼中留有一條尾巴，就是當港府認為「解說足夠，條件成熟」的時候，就可以翻炒法案；或者，改頭換面，重新再來。市民感到這有前科，二○一二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之後，港府擱置國教，但改為通識教育，也被視為「洗腦」；近年，港府認為通識教育反而推動了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又說要「改良通識」。這些當年的事例都增加了今天林鄭的解說和施政難度。
其後，事態發展更令人痛心，警方使用不合比例的武力，是大眾有目共睹的；無論警方怎樣解說，筆者也無法認同這是「最低和恰當的武力」。我只能說，明白港府和警方的想法，為了保護警隊士氣，穩住日後施政基礎，但卻不能接受他們的解釋。
四、建制派的角色和港府關係
《逃犯條例》推出之初，建制派按常態全力支持港府。其實，圈內人都知道，建制派內有核心建制、外圍建制和邊緣建制之分。其中，核心建制以傳統左派為主，他們對港府官員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其中一些仍屬於「港英餘孽」，他們坐到高位，只是時也命也；相反，傳統左派卻遭到「打江山不是坐江山」的命運。這個心結由來已久，回歸初期還可以按捺得住，但今天回歸已二十多年，「前朝遺臣」的表現如何，各人已心中有數。遇上這次硬推《逃犯條例》而導致建制派為港府（矛頭尤其指向林鄭月娥）陪葬，建制派更是七竅生煙，才會傳出「爆粗事件」。
我理解傳統建制派的怨氣，但又感到他們自己也要反省。為什麼他們不能獨立思考，連「擦邊球」的勇氣和技巧也沒有呢？這問題說來話長了，一切要視乎權力和利益來源。
五、泛民和民眾的思考
雖然港府在《逃犯條例》上全盤敗退，但並不等如反對者可以有風使盡：大家也要講求策略。按目前形勢，如果盲目、衝動的事情繼續發生，甚至出現愈來愈激烈的行動，民意也可能轉向。這又令我想到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前期和後期出現極大反差，而後期的發展更令左派大失民心，至今內傷不癒，元氣未復。
尤其令我擔心的是，有些力量已不是泛民陣營可以駕馭的了。各方人士如何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已成為大家必須關注的問題了。
三、港府的決策內容
正因為「全面、準確地領會中央精神」沒有一個標準，港府和建制派在香港可以吸納和信賴的信息，只有中聯辦了。但中聯辦表示「它只是起聯絡作用，不會干預港府的決策」，這又令港官陷入猜謎遊戲，用他們的話說：「聽又死，唔聽又死。」於是，決策更進退失據。
例如，林鄭月娥不聽民意，一意孤行硬推法案。當六月九日和十六日先後一百萬和二百萬人上街之後，她沒有撤銷法案，只說暫緩和不再推行。在民間眼中留有一條尾巴，就是當港府認為「解說足夠，條件成熟」的時候，就可以翻炒法案；或者，改頭換面，重新再來。市民感到這有前科，二○一二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之後，港府擱置國教，但改為通識教育，也被視為「洗腦」；近年，港府認為通識教育反而推動了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又說要「改良通識」。這些當年的事例都增加了今天林鄭的解說和施政難度。
其後，事態發展更令人痛心，警方使用不合比例的武力，是大眾有目共睹的；無論警方怎樣解說，筆者也無法認同這是「最低和恰當的武力」。我只能說，明白港府和警方的想法，為了保護警隊士氣，穩住日後施政基礎，但卻不能接受他們的解釋。
四、建制派的角色和港府關係
《逃犯條例》推出之初，建制派按常態全力支持港府。其實，圈內人都知道，建制派內有核心建制、外圍建制和邊緣建制之分。其中，核心建制以傳統左派為主，他們對港府官員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其中一些仍屬於「港英餘孽」，他們坐到高位，只是時也命也；相反，傳統左派卻遭到「打江山不是坐江山」的命運。這個心結由來已久，回歸初期還可以按捺得住，但今天回歸已二十多年，「前朝遺臣」的表現如何，各人已心中有數。遇上這次硬推《逃犯條例》而導致建制派為港府（矛頭尤其指向林鄭月娥）陪葬，建制派更是七竅生煙，才會傳出「爆粗事件」。
我理解傳統建制派的怨氣，但又感到他們自己也要反省。為什麼他們不能獨立思考，連「擦邊球」的勇氣和技巧也沒有呢？這問題說來話長了，一切要視乎權力和利益來源。
五、泛民和民眾的思考
雖然港府在《逃犯條例》上全盤敗退，但並不等如反對者可以有風使盡：大家也要講求策略。按目前形勢，如果盲目、衝動的事情繼續發生，甚至出現愈來愈激烈的行動，民意也可能轉向。這又令我想到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前期和後期出現極大反差，而後期的發展更令左派大失民心，至今內傷不癒，元氣未復。
尤其令我擔心的是，有些力量已不是泛民陣營可以駕馭的了。各方人士如何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已成為大家必須關注的問題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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