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的範例 (戴明博士的：Morris H. Hansen)；自己心儀的領導

我用"自己心儀的領導？"問過陳寬仁等先生。
太太以前講戴明哲學，舉的是否國際公司女CEO。
這次，我反問自己。
提出兩位欽佩的：
趙耀東 (趙鐵頭)、張忠謀 (Morris Chang)。

領導的例子。
茲舉個實例，或許有助於說明我用領導者的意思。在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領導者，有些是對人有利的善人，有些則是惡人。我的故友韓森(Morris H. Hansen 1990年10月9日過世，享年79歲)，是個偉大而良善的領導者，足為典範。 (譯按，參考《轉危為安》第7章”服務組織的品質與生產力”的”在美國人囗普查局的運用”一節”。)

    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之後，全國陷人經濟大蕭條。在1930年代，失業非常嚴重，當時對「失業者」還沒有可運作的定義，但有一個通用的名詞是「有工資者」(gainful worker)。

    至於不屬於「有工資者」的人究竟有多少，每位專家各有不同的估計，而且數字差異很大，因而都不被當局採用。

    國會對於這些離譜的估計值很不滿意，下令對非「有工資者」進行全面普查。

他們命令全國的郵務士，都必須負責向自己郵遞路線上的每個人去蒐集其就業資訊。位於華府的郵政總局，有郵務士的完整名冊，因此這看起來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工作。奉命執行這項任務的聯邦緊急救難署(The 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聘請畢格斯(John B. Biggers)主持研究。因此，後來這項研究就被稱為畢格斯研究。由於取得的資料量過於龐大，完全派不上用場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韓森當時只有24歲，自1935年起於華盛頓的人口普查局任統計員的工作。他曾在大學選修統計理論的課程，有一些機率理論以及調查誤差等方面的知識。他擬訂一個計畫，以隨機的方式選取52條郵遞路線，加以特別處理，除了涵蓋的範圍完整，也深入了解相關問題的回答的意義。

   韓森根據抽樣郵遞路線所作的研究結果，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報告，也為國會接受。而畢格斯的普查研究，因為有太多未作答與錯誤回答，被人束之高閣。

   我要說的是，韓森是一位真正的領導者：他的腦海中有一些機率理論，同時也能基於務實的考量，設計郵遞路線的樣本，以取得必要的資訊。再者，他有能力將自己的計畫說明給別人了解。

  他明白無法以一己之力來完成這項計晝，所以他說服了許多有意願並能夠了解他的理論的人士，共同參與這項工作。以下是其中部分名單：

郝瑟(Philip M. Hausr)博士狄瑞克(Carvert L. Dedrick)博士，人口普查局統計長史帝芬(Fredrick F. Stephan)﹐顧問史篤佛(Samuel A.Stouffer)博士，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教授，顧問韋布(JohnWebb)，負責執行工作

    附帶一提，韓森的郵務士樣本有可能並不符合國會的原要求，因為當初國會曾經指明，這次研究應該包括每一家庭在內，以求結果能夠精確。

   這項研究的另一個貢獻，是把「勞動力」、「失業」以及「部分就業」的概念以及其可運作定義界定出來。 (注1)

   此後，美國政府不斷以統計方法進行調查工作。工作進展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n)在史鐸克(J.C. Stock)與弗蘭可(Lester Frankel)的指導下開始每季(後來改為每月)調查失業的狀況，1940年以後改由人口普查局執行。之後還有每月和每季的生活費用的物價調查，以及房屋開工率調查，都是以機率理論為指導。

卡普特(J.C. Capt)於1940年出任人口普查局的局長。他具有識人之能，重用具有領導能力的人士，像韓森，當時已升任助理局長的郝瑟、以及擔任顧問的史帝芬和史篤佛。卡普特先生有完全的決策自由，他曾經告訴我說：「只有總統才能阻止我。」

   1940年美國人口普查中，關於個人以及家庭資訊的蒐集，主要是靠平均每20個人抽1個人，每20家抽1家。抽樣方式提升了結果的精確度﹐也節省了許多製表的時間與經費。

   不久之後，世界各國政府紛紛派員跟韓森學習，人口普查局為此特別成立一個專門接待與指導的部門，由狄瑞克主管。

   韓森William N. Hurwitz的協助下，知識與地位不斷提升，於1945年升任人口普查局的助理局長﹐專門負責人口普查局的統計標準。

  在《轉危為安》英文書第467頁上所示的組織虛線關係圖，就是韓森當年為人口普查局所作的整體規劃模式，圖中的虛線，代表了負責人口、農業、政府、生命、地理等不同統計工作的人員與韓森(即領導者)之間的關係。